“当时广州就是全国”——李海鹰作品音乐会的故事

广东人写二人转
199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在流行文化上起到了普遍作用，央视放开对娱乐与流行文化的限制，各种排行榜、MV、明星层出不穷，人们不再“通过广州看港台”。

一碗“水”端平后，去北京，上央视，最好还上回春晚，在全国人民面前混个脸熟，成为歌手走红的主要渠道，广州的“国际流行音乐节”自然也没法办起来。

1999年，李海鹰把家搬到了北京。杨钰莹、毛宁、李春波、陈明等歌手也陆续离粤赴京，广州流行乐坛的气势败了。

陈洁明是为数不多留下的音乐人：“地震爆发后，总会进入积累期，但沉寂期间，确实过得比较落寞。”大多数人只能做晚会歌曲，给企业做广告歌，昔日热闹非凡的十大金曲榜等三大排行榜也销声匿迹。陈洁明与写《涛声依旧》的陈小奇、写《信天游》的刘志文等十余个老音乐人也转向了政府市场，创作《阳春组歌》、《梅州组歌》等旅游歌曲，“用来唱响家乡”。

“北京成为中国流行乐坛中心是理所当然的，这座城市像抽水机一样，聚集了全国最高端的政治、经济、文化与艺术资源，”李海鹰说，“只要它愿意放开，就没人能跟它争。”

2000年前后，各种大型流行音乐晚会如“同一首歌”、“中华情”，在央视遍地开花，各种题材的电视剧也迅速繁荣昌盛。从唱片公司主导制的广州换到导演中心制的北京，制约广东音乐人的不再仅仅是当年的“能火起来就行”，从题材到对“度”的把握，都由导演定。绝大多数人在流行音乐上的成就始终无法超越当年，有人转行,有人逐渐被人遗忘。

李海鹰则顺应“革命形势”，转行做起了电视剧及晚会歌曲专业户。

7月7日的交响音乐会上，潘长江在“黑压压一片乐队”的伴奏下，与当年的春晚拍档刘春梅唱了二人转《过河》。这是李海鹰最传奇的晚会作品。

1996年，春晚节目组的导演把音乐小品二人转的音乐创作部分交给了李海鹰。“一听这事我就犯嘀咕。”潘长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李是一个典型的广东人，操着一口浓重的“广普”，连东北都没去过，还写二人转？李海鹰把曲子写好后，还唱给潘长江听,潘一听，更觉得不靠谱，“他本来唱歌就挺难听，还一口粤语腔。”

李海鹰也急了：“你听我的，这歌肯定能火。”

潘长江硬着头皮上了春晚，结果那年他回东北老家，小朋友一见就围了上来，边唱边跳：“哥哥门前一条弯弯的河……”“《过河》不地道，骗不了土生土长的东北人，”李海鹰说，“我只是解构了它，抓了几段‘二人转’里的经典乐句，再写几段新的音乐，把它们往一块儿糅。”

流行就是那么残酷
“很多人都认为流行和古典是两回事，但我试图让流行音乐经典化。”李海鹰说，这种尝试国际上是从20世纪后期开始的，伯恩斯坦是美国古典音乐的顶级指挥，同时擅长写音乐剧，他创作的舞台音乐剧《西城故事》闻名全球；意大利安德烈·波切利——和张靓颖合作唱本届奥运会歌曲《拥抱爱的梦想》的盲人歌唱家，曾和一群拉丁歌手合作，在台上弹吉他，敲锣打鼓，吹口哨。

“祝福”演出结束后，广交总监、指挥家余隆上台与他握手：“你想抢我饭碗啊？”

李海鹰没打算回广州收复失地：“流行就是那么残酷，各领风骚15秒。”

2000年以来，广州也出过一些流行歌手，但也都迅速流失：广州本土的与非门乐队北上发展，张敬轩从“广州歌手”成了“香港歌星”……对开放后的中国而言，广州越来越像一个通道——甚至连中转站也不是了。

留守至今的陈洁明却觉得，已经等到了再次喷涌的契机：“在电视上，我们没法跟北京争，但网络时代就不一样了，谁也成不了中心。”

陈将流行乐比作“三个代表”：“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和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流行乐，已迅速淘汰掉了磁带、CD，完成了一次音乐载体的革命。如今，它们主要通过网络和手机传播。《老鼠爱大米》、《丁香花》等网络歌曲，就是从广州流传出去的。目前，全国通过手机发布歌曲，每年收入大概五十多亿。”

李海鹰赞同“三个代表”论，他2005年创作的军装偶像剧《幸福像花儿一样》主题曲《爱如空气》，就是通过手机铃声定制走红的。

但他的关注点已不在流行音乐上了：“我预感未来十年左右，中国随着经济的发展，需要精致的高水平的大作品。”

这段时间，李海鹰总是随身带着一本《文言文全解（高中卷）》，这是他最近开始学的一门“外语”。下一步，他打算在纯粹的经典题材上施展拳脚，从元明清的十大悲剧与十大喜剧中挑选一部作品，创作成歌剧——高雅对李海鹰而言会是一种“新流行”。

李海鹰不害怕可能做出一堆垃圾：“我就像一个从明朝活到了清朝的人，还有什么可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