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耿：中国经济处在关键时刻

如何应对挑战？
必须大胆实施合乎经济规律的、艰难的改革，否则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在短时间内将不会消失。关键是以下三个方面的改革：（1）打掉人民币升值预期，稳住汇率；（2）加息，维持实质利率为正；(3)取消价格管制，理顺价格体系。

打掉人民币升值预期，稳住汇率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资本跨境流动风险及为加息做准备，稳定汇率的政策是必要的。在中国实现主要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合理化之前，采用浮动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是不明智的，因为浮动的汇率会人为增加金融系统的不确定性并会加剧对本已扭曲的市场的无序干扰。

如有必要，特别是在通胀高水平持续时，可以考虑允许人民币适当贬值，彻底消除人民币单向升值预期。
    现在正是执行稳定汇率政策的最好时机。中国可以向全世界解释，中国在过去三年已经尝试更灵活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相对美元也升值约20%，但在减少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方面，只有很小成果，却导致资本项顺差大大增加。人民币在逐渐、稳步、单向升值过程中会吸引投机资本的大进大出，导致不必要的跨境资本流动风险。人民币稳步升值与通胀同时发生时，出口企业的成本上升幅度就至少是升值率与通胀率之和，有可能大大超出其潜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
    如果通货膨胀率继续维持在7%到10%的水平上，人民币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出现贬值压力，因为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可能赶不上接近两位数的通胀率。因此，与其将来人民币由于通胀而被迫贬值，不如现在停止人民币升值，以便消除可能出现的人民币实质汇率的过度过快升值。
    中国的决策层一旦达成一致意见，只要向市场作一个解释，市场的预期就会变化。政府有很多方法可以让市场相信汇率将不再单向波动。比如，政府可以放开外汇贷款，在汇率没有波动的情况下，人民币债务与美元债务的比例对中国的金融行业系统风险的影响不大。政府也可以放宽跨境资本流动，因为在汇率稳定的情况下，投机资本在汇率上无利可图，但却方便了境内外真正的投资者。在汇率稳定的情况下，中国也不必为官方持有的大量外汇储备账面盈亏操心。

加息，维持实质利率为正
当市场不再对人民币升值有强烈预期的时候，中央银行就可以大幅度提高利率来对付通货膨胀并将实质利率恢复为正。这对阻止未来股市和楼市的资产泡沫，避免重蹈美国和日本的覆辙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央银行应该一方面提高利率，另一方面则放松对信贷规模的行政管制。提高利率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抑制有效率的投资和消费，而是为了让资本的价格更合理，用市场的方式来改善投资和消费的效率，避免未来的资产泡沫。

当前是提高利率的最佳时机，因为中国的股市和楼市泡沫已经破灭，加息后股市和楼市可能还会下跌，但不会大跌，因为股价楼价目前已经降到一个很低的水平了。如果政府在加息前出台救市措施，股市楼市一旦再暴涨，将来就无法加息，因为加息将令暴涨的股市楼市暴跌。

在政府大幅度加息时，应该给市场一个明确的信号：政府不能允许通胀导致负实质利率，而且政府将鼓励通过市场方式 （即市场利率）来配置信贷资源，也就是通过市场手段来保高效率的投资与消费、压低效率的投资与消费。这样，业绩好的公司能拿到贷款并承受高利率的成本，而业绩差的公司则拿不到贷款。对于失败的公司，政府不应该通过信贷救企业，而应该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对失业的员工进行救济。

提高利率之后，中美利差将加大，会不会吸引投机资本流入？是有可能，但是，在汇率稳定，实质利率保持为正的环境下，股市楼市的波动与泡沫将减少，如果只有炒利差的问题，可以通过银行监管及资本项控制来处理。

利差是需要一天一天挣的，而且必须在银行有详细的存款纪录，大规模的跨境利差交易是完全可以通过银行监管来限制的。比如可以对境外炒利差的资金征收特种利差收入税，而对一般老百姓的长期储蓄存款在通胀超出一定警戒线时启动保值储蓄计划。投机利差的热钱并不会导致中国境内资本基准价格的扭曲，但投机人民币升值的热钱会压低境内市场利率而导致境内资本基准价格扭曲。

取消价格管制，理顺价格体系
提高利率必须与其他的价格改革同时进行，价格改革能够使关键的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土地、能源、水资源以及原材料的价格反映其稀缺度，实现资源的更有效率配置。价格改革应当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联系起来，保证贫困人口不会因价格放开而受到伤害。直接补贴贫困人口的显性成本将远远小于由于价格管制导致的对全世界使用中国制造产品的消费者的隐性补贴。

取消价格管制意味着未来几年内我国将经历一段持续的加价、加工资阶段。这个时期的通胀主要是协助之前被高度扭曲的内部价格体系向全球市场价格体系全面接轨。只有走过这一阶段，中国才不会补贴全球，一些关键生产要素的供给，如石油、矿产、水等才能够由于价格放开而释放，其需求也会由于价格上升而减少并更有效率地使用。

价格体系改革也可以分阶段实施，其间政府可以给出清晰的价格放开计划及时间表去引导预期及市场供求。比如说，政府可以宣布在未来3年内石油价格将逐步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

中国只有在其价格体系与国际接轨之后，才有可能低风险地进一步改革开放其金融部门以及允许汇率自由浮动。价格体系改革是中国应对未来大规模的内部和跨境资本流动以及由此带来的汇率及股市楼市波动的前提。基于中国在宏观政策制定上的强势，中国可以避免美国和日本等选举政治的失误。美国的选举政治往往导致用低利率来解决短期的经济问题而忽视了长期的经济发展与稳定。

以上是一组稳定宏观经济的近期政策建议。从长期而言，中国各项经济政策的终极目的均在于提供一个坚实的平台去区分投资是否有效率，中国现在面临的主要挑战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要建立一个能够以有效、和谐、环境友好的方式使用剩余劳动力和剩余资本的，比较稳定的计划、金融及监管体系，以实现可持续增长和国民福利的整体提高。

（作者为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此文根据其在芝加哥大学2008年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上的论文删节而成，作者授权本报独家发表。此文不代表本报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