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写作是与读者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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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成名成家而写
1979年，阎连科发表了严格意义上的处女作——《天麻的故事》。等到1982年，文学的功能在他这里“升华”了——“我几乎是毫不犹豫、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把写作的目的，‘升华’到了成名作家。”

阎连科说，20多岁的自己极其渴望名利，“就像找不到媳妇的光棍渴望得到美女的爱情。”

那会正是20世纪的80年代。“是一个追求写作的人成名成家的最好时期，是文学的一个盛唐，是作家的天堂岁月。”纯文学上的“改革”、“反思”、“寻根”、“先锋”等潮流纷纷涌现：史铁生因《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午餐半小时》一举成名；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与《爸爸爸》被视为寻根小说代表作；莫言以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轰动文坛。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尧说：“相对于同时代的作家而言，阎连科无疑是大器晚成。”“当时，文坛上还特别流行着‘系列’小说，几乎每个小有名气的作家都有自己的‘系列’。”为了追风，阎连科一口气创作了他的“东京九流人物系列”、“瑶沟系列”、“和平系列”。
“几条线同时出击。仿佛自己多有能耐似的。不细想,不修改,写了就发。弄得几年下来,满天下的杂志上都是自己的小说,如‘劳动模范’一样。”

事实上，这是对创作的一种伤害：数量胜于质量。10个中篇，讲述同一个故事；10个故事，塑造了同一个人物。

一个作家在80年代的状况决定了此后文学史对他的评价程度，这是新时期文学论述中的一个特点。那一系列作品使阎连科在很长时间内，未被当代文学史所接纳。即使1997年发表的《年月日》已让他声名鹊起。

1978年刚入伍时的阎连科（右）   

寻找土地，为自己而写作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再复，记述过这段时期的阎连科：

“由于过度疲劳，年纪轻轻就得了腰椎病。得病后他在腰上绑一个用钢板做的宽大腰带继续写。不能在桌前写，就趴在床上写，结果又引发颈椎疼痛，最后只好到残疾人机械厂订了一张特殊（座位半躺着）的椅子，前面固定着一块斜板，稿纸夹在上面，像写毛笔字一样，悬肘写作。”

1991年，一天早晨阎连科起床时，左腿麻木，无法下地。以后相当长的日子里，他都处于半瘫痪状态，无法提笔。

“我真是太不珍惜自己的那一点精力与才华了。浪费了太多时间，甚至累垮了我的身体。”

这许是命中注定的转机。他开始反省过去写作的无意义，翻开以前无心阅读的书籍：托尔斯泰、加西亚·马尔克斯、屠格涅夫……

“我才意识到因为写作，断送了我的身体。但是不能写作，我却没有活着的意义。写作早已融入我的生命，甚至是我活着的最重要的理由之一。”

年过三十，阎连科清醒了。

为贿赂编辑，他曾半夜偷偷摸摸溜到机关盗取花盆。现在他变得直言不讳，直呼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传统奖项为“注水肉”。

他不再是“瑶沟系列”里对自身命运困惑的少年，语言不再重复九流人物的故事，视野也不再局限于军旅中的和平。
他创作了小说《日光流年》。

“这篇小说萌动于一次旅行，在火车上听别人说河南林县有一个地方的人许多都得了食道癌，活不过四五十岁。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一部长篇小说产生了，所有想了10年、20年的东西杂七杂八地在这一刻都联系到一块了，如一团乱麻在一瞬间理出一个头绪来。从1995年初动笔，到1998年底结束。最初脑子里闪过人对于死亡的恐惧与抵抗，至于完成之后，它究竟表达了什么，就不由自己了。”

《坚硬如水》被他视为“转折之作”。文中，他为男女主人公——高爱军和夏红梅，文革中一对无限上纲上线、疯狂革命的男女挖掘了一条地道——一条汇聚爱情、死亡和革命的地道。人物间死去活来的命运，贯穿着地道的两极。而贯穿全文的却是他对那个特定时期的特定语言的熟悉——他曾熟背了10年的《毛主席语录》、“老三篇”、《毛主席诗词》。

“我们经历过一个不讲人话的阶段，我想用自己的语言来写一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