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 写作是与读者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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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写点什么了 
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说，“阎连科的写作特点是他对农村变化的体验，以及怪诞的想象力。”他更指出，“正因为阎连科无法控制他想象力的井喷，而导致对小说整体结构的失衡。同时，那些具有爆炸性的题材，反而阻碍了他对人性的深挖。”

“文学评论家们会看，不见得会写。我们会写，不见得会评论。”阎连科不动声色地这样评价。

他想后半生过得“受活”一点。《受活》是他通过梦想走进现实的小说。发表后他接受了“凤凰卫视”的一次采访。节目播出的第二天他接到了上级电话，命令他从军队转业，一偿他长久之“夙愿”。“我是彻底地‘受活’了。”阎连科的面相平和，创作完《丁庄梦》时内心无所依附的痛苦和绝望已荡然无存。

《丁庄梦》始于1996年——艾滋病刚被曝光，他在“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老人的家中，为听到的一个细节惊悸：

“她告诉我，农民当年被采完血后，会因过量卖血而瘫倒一旁。这时，血头就会提着这些农民的双腿，像提只被打死的动物一样上下抖动，等到血走到头上，农民清醒过来后，又会回到地里干活去了。”

缄默中他觉得“必须写点什么了”。

现实远比想象残酷。一个血头亲口对他说，开始采血时还会用瓶装，但考虑成本高，就改用廉价的装酱油、醋的塑料袋儿，接下去想再省成本，就反复使用塑料袋。因为经常在村里的水坑洗袋子，坑里的水变红了，养得蚊子巨肥无比。

“那个地方在河南以东。”每每问及“丁庄”的原型，阎连科总是含糊其辞。

从2004年开始，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去“那个地方”。“回家后，如隔尘世，起码花上一周的时间，才能缓过气来。”

他的老友，《花腔》的作者李洱回忆道：“《丁庄梦》出版以后，我以为他去的次数会少一些了，不料，他还是经常去。年前，有一次我碰到他，发现他情绪很坏，原来他刚从艾滋病村回来。他每次回来，情绪都会坏上几天，因为他在村里结识的朋友又死了几个。他向我讲述村边已经连成了一片的坟。他甚至考虑是否收养一个艾滋孤儿。”

但与他同去艾滋病村采访的记者，曾在手记中描述了一个害怕与艾滋病人握手，不愿接过病人手中的杯子，每晚要跑回县招待所安歇的阎连科……

“阎连科本人是一个极为矛盾的人，他复杂而又简单，暴戾而又温柔，慧黠而又忠厚。”李洱如是说。

北京，阎连科家中。他现在还用手写方式创作，严重的颈椎病让他不得不在特制的小桌板上写字    图/姜晓明

为抵抗恐惧而写
“说到底，我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人……抵抗恐惧，大概是我目前写作的原因。”

“少年时候，我曾崇拜三样东西，一是权力；二是城市，19岁时，第一次坐车去洛阳，看到楼那么高，姑娘那么漂亮，就渴望这一辈子能娶个城市姑娘做老婆，能住在城市的高楼里，而且住得越高越好；三是崇拜健康，从记事起，家里一天也没少过病人，因此，就从小渴望自己长大后有健康的身体，能够永远活着，长生不老。”

“现在，我为之奋斗的三样东西，都成为了我的恐惧。崇拜权力——40多岁了，回到老家，还害怕我们村村长，老远见了就忙着给他递烟。崇拜城市——在城市的大街上害怕警察朝自己敬礼；躲在小胡同里走路，害怕从小胡同里窜出来一个高干子弟。崇拜健康——偏偏自己一身的毛病，总让你想到残疾与死亡。”“对不起，我有点累了。”阎连科的语气有点歉然，他的眼皮略微耷拉着。曾几何时，一旦闲静，他就逼问自己写作的意义。

“像一个法官威严地审逼一个不能控制自己去偷盗的孩子。也许，那个法官得到他理想的回答；也许，那个孩子被逼问至死，也无法回答自己偷盗的理由。可是，被自己逼问久了，就渐渐明白了一个问题：写作也许是一种对人生的偷盗。也许是一种在死亡的笼罩下，偷盗生命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