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联合国”北京语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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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今天  高校

在校生11000余人，外国学生5000多名——在过去的46年间，很少有一所高校能够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感知中国政经的脉动

三代
1961年，李亿民从东北师大中文系毕业，随后被抽调入京，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学习法语，成为“国家出国汉语储备师资”第一批30名学员之一。

“储备师资”是奉总理周恩来指示，学员都来自全国各知名高校的中文系，交由北外代培英法西等“媒介语”，从1961年到1964年，一共“储备”了128人，这批人后来被称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国家队”，并被陆续派出，两三年回国后基本都留在了刚成立的北京语言学院。

1971年，“国家队”一度被“抢”到北京市高教局，“后来是陈（毅）老总发话：‘他们是人才，不能走。’才让我们回的北京语言学校。”然而时值文革，北京语言学校已遭停课，“国家队”便到留守处编教材。连同更早一些的一批老北大人，他们成为了北京语言学校对外汉语教学传统的重要源流。

1973年，北京语言学校复校，由北外西院迁至五道口。

大规模往欧美派遣汉语老师，要等到1978年中美建交后，在此之前，能去的只有法国。

1973—1976年，李亿民在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任教，“他们对中国是真的好奇和喜欢，功利目的不明显，特别是夜课，很多人下了班，买个三明治，坐着地铁就来听课了。最多的时候，中文系有1800人。”

法国政府按照法国工资标准给老师们发工资，“一手从银行取出法郎，一手就交给了大使馆”，中国补贴的标准是40元/月。“买摞手纸都不够，”李亿民笑着回忆，“好在我们从小受毛泽东思想教育，热爱祖国、忍受力强。”

不过国内的批斗闹得再凶，对外汉语教学也很少谈及政治，“我们还是讲塞翁失马，讲中国的历史故事。”因为“搞文化”让人没有戒心，法国的不少外交官也来听课，于是民间外交便显得顺理成章。

30年后，被派往太平洋岛国汤加的北京语言学校教师黄柏林说，他的学生里，就有汤加总司令的女儿、旅游部长的儿子和一号议员的孙子。

1981年，赵菁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班里7个同学，200多个单位来抢，各大部委的、中央台、北京台、中央电台……”因为不喜欢坐班，又惦记着寒暑假，她选择了去北京语言学校任教。

赵菁上的第一节课是教一个埃及学生班口语，“当时主要还是非洲学生，有500多非洲学生拿中国政府的奖学金，现在可能还有十几个吧。”

不过毕竟已经来到1980年代，师生间的交流开始增多，老师会经常去学生宿舍，和同学一起做饭吃，师生恋也在那时开始出现。

1992年，中韩建交，第一批韩国学生来到北京语言学校。1996年，北京语言学校西边的韩国街已初具规模，再过几年，这些不断增加的韩国人将成为北京语言学校留学生的第一大户。

赵菁现在是北京语言学校汉语学院的副院长，院里的“80后”教师已经开始登台，闻一多的曾孙女闻婷是其中之一。在研究生毕业前，闻婷做过编导，做过媒体公关，在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工作过，但最后还是决定留校，满足家族特殊的民族自尊心和国家荣誉感，“我找男朋友，我爷爷就一个要求：要爱国。”这个1980年出生的女孩咯咯地笑。

这里各种肤色很和谐　图/姜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