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7-30 16:08:10 来源:南方周末
1964年10月1日，第一列新干线“光号”通过富士山，此时的日本也正在以“超级特快”速度发展
日本不是朋友
亚洲沐浴在西欧的“荣光”下，却吞咽着天下头等的“屈辱”，而日本已经与西欧的“荣光”浑然一体。
国立国会图书馆收藏的涉亚洲文献数量的急剧增加，始于1965年前后。这与日本资本大规模进军亚洲的时期大体一致。
关于这两个现象之间的关联，《日本—亚洲相关文献目录》指出：“随着日本与亚洲的人、物交流变得密切，在日本，获取有关亚洲的信息变得尤为必要。”获取信息的最大动机，是为了服务于资本获取资源，买卖商品，掠夺农村劳动力，外交方面自然也反映了这种需求。日本的亚洲研究调查体制的三大潮流，是国家、大学和资本。”
不过，文献数量的增多，并没有使日本和亚洲的关系变得顺利。
1974年，田中角荣首相出访东南亚五国，在印度尼西亚遭遇反日游行。我们不能把这件事的责任单纯归咎于田中首相和自民党政府。8年后，也就是在1982年，有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写论文批判日本对亚洲的经济侵略，看到这篇论文的社会党议员斥责道，区区一个通产省外围团体的职员竟然批判起国家的政策来，这成何体统！
冈仓天心曾说过，亚洲沐浴在西欧的“荣光”下，却吞咽着天下头等的“屈辱”。然而在今天，日本已经与西欧的“荣光”浑然一体。当然，这种“脱亚入欧”的姿态，自明治以来就已是日本的国策。可以说，所谓靠和平、经济手段建立起来的大东亚共荣圈，就是占有亚洲各国的廉价劳动力、原料和食品，同时拼命向亚洲输出资本、技术和机械。因此，才会产生下面这样的菲律宾人的言论：“我们从来没有把日本人当作朋友。日本只是贸易伙伴。日本没有做过一件能够证明他们友情的事。”（1978年6月5日《朝日新闻》）
这类言论与田中首相访亚之行中的印尼反日游行是一致的。所有这些，都起因于日本单纯把亚洲看作经济附属国的想法和态度——这与过去的“盟主”一词相通——从而招致了亚洲各国的反抗。
这样一来，竹内好在1963年写下《亚洲主义的展望》（《亚洲主义》解说）一文，是为了从历史角度重新审视“亚洲主义”的含义，它一方面含有侵略主义、扩张主义的意义，另一方面意味着走到近代化尽头的日本已经脱离了亚洲。
日本不再属于亚洲，亚洲只不过是日本的贸易对象——这种想法正在使日本人失去某些重要的东西。
电饭煲里的栗子饭
看到电冰箱里放着一盒腌萝卜，了解过去的人肯定会感到一丝不协调，可1964年之后出生长大的青少年，却感觉不到丝毫不对劲儿的地方。
1960年代的高速增长，给日本人的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汽车、电话、抽水马桶、电视、电饭锅、吸尘器、立体声音响陆续进入普通家庭。这些物件，是如此理所当然地闯入了人们的生活，似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就摆放在那里。
在1982年度全国学生俳句协会举办的全国俳句大会上，有一首俳句获得了大奖：“电饭煲中，栗子饭呼呼作响。”
这句诗非但没有将电饭锅和栗子饭处理成给人不协调感觉的对立物，反而出色地让二者和平共处在同一场景下。这恐怕是从电饭锅和栗子饭本来就和睦相处这样一种生活感觉中自然而然产生出的诗句。
萩原太郎的诗《小出新道》，据说是对啄木的“今入故乡”有感而作：“在这里，新的道路已经开通/它直接通向城市/……/我们必须，必须转换思维/因为/在我们不得不走的背叛的道路上/树木已被砍伐殆尽。”
诗中表达了为日本的近代化而奋斗却因此丧失了故乡的人们的感伤与自我批判。然而，对于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看惯了宽广的道路、崭新的桥梁，还有被修整得整整齐齐的树木的人来说，这些近代化的景象丝毫不会引起丧失故乡的感伤。在他们的印象中，故乡就应该是高速公路四通八达，柏油路两边排列着白色的护栏，故乡与白色护栏不会有任何不协调的感觉。
当然，虽然社会景象改变了，但是或许离心中风景的改变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对于包括我在内的来自地方的人们来说，心中依然残留着失去了故乡的感伤和由此产生的乡愁的碎痕。“故乡=去农”这一命题，作为日本人的精神主题，仍然保持着有效性。
“君已离农去，烈火焚君屋。又是一年春来到，窗边花枝笑。”
时田则雄的这首短歌，收于他1982年的歌集《北方论》中。这首诗的主题，与啄木吟咏的故乡丧失者的感伤一脉相承。就像诗中“离农”一词象征的那样，近代已经成为我们日本人生活的前提。
中央与地方、城市与农村的对立构图顷刻被化解，银座大街、超市进驻到地方的各个角落，“地方”这个词语正在丧失其实际含义。
隐忍顺从过时了
毕业主题曲《仰望师恩》表达的是“奋斗”型精神和成功的关系，其中最典型的一段是“立身”、“扬名”。
社会性对立构图被溶解，即意味着其对立项不再产生文化冲击。当然，例如中央和地方这一对立项，作为语言仍然存在。不过，今天乘坐新干线到达东京站的年轻人，已经不会遇到昔日经过上野站来到都市的人们体验过的那种激烈的文化冲击。
城市里的风俗、生活、文化样式已经渗透到了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当然，农村没有电影院，也没有迪斯科舞厅，没有24小时营业的咖啡馆，也不会开音乐会。但是，每家每户都有电视机、电冰箱和汽车。电视里宣传的大型盒式录音机、新型摩托车、汽车等等，说不定地方的年轻人拥有的比率更高。
所谓地方城市，是指其中心地带在城市，周边地域是农村的城市。地方城市将城市与农村的对立化解在自身内部。由于中心地带是东京的迷你版，把来自地方城市的人叫作乡下人，至多也就是用在吵架时激怒对方罢了。城市与农村的文化性偏差，已经大大地缩小了。
文化性偏差会给偏差体验者的精神带来文化冲击，这种冲击会产生超越文化性偏差的目标性和动力。所谓目标性，是指在“近代日本”中，对内从农村到城市，对外从亚洲到西欧。所谓动力，是指不懈追求并实现目标的“奋斗”的精神。
支撑着“近代日本”的精神，不管是知识分子还是大众，也不管是何种程度，都很好地体现在“奋斗”、“勤勉”、“节约”、“禁欲”、“正直”这类一般道德的词汇中。这些一般道德，保证了“近代日本”所认同的成功，即出人头地之路。毕业主题曲《仰望师恩》表达的是“奋斗”型精神和成功的关系，其中最典型的一段是“立身”、“扬名”。
这些一般道德的词汇，还能让我们想起放在校园里的二宫金次郎塑像。
二宫金次郎的奋斗型精神是近代的功利主义精神，这种“奋斗”会带来个人的出人头地，同时也会使社会富裕起来。封建社会的一般道德，概括地说，不是“奋斗”，而是“隐忍顺从”。但二宫金次郎从没有“隐忍顺从”，这样看来，在二战前的校园里建造二宫金次郎像不是因为战前是封建社会，而是因为勉强也算是个称颂功利主义的“奋斗”型精神的资本主义社会。
然而，19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实现了“近代”，这导致对立构图被溶解。因此，旨在超越对立项文化性偏差的“奋斗”，也开始变得不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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