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7-30 16:08:10 来源:南方周末
1964年10月1日，第一列新干线“光号”通过富士山，此时的日本也正在以“超级特快”速度发展
马虎和凑合的时代
满足型精神和趣味型文化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了奋斗型精神和启蒙型文化。“一味地”、“拼命”的时代已经过去，“马马虎虎”、“凑合”的时代到来了。
曾经支撑了“近代日本”的精神，是那些一般道德词汇所象征的奋斗型精神。如果要用语言来形容的话，我们会用“一味地”、“专心”、“拼命地”，当然，这些形容的背后，隐藏着“不料”、“徒然”、“悲痛”等大众的愤怒情绪。可以说，演歌就是“无法克制”这种大众的愤怒而唱出的歌曲。
既然支撑着“近代日本”的精神是奋斗型的，那么其文化就必然要不断锤炼这种精神。换言之，是启蒙型、教育型、锤炼型的文化。
一般来讲，人们会做一个分类。即，知识分子型的文化是“岩波文化”，大众型的文化是“讲谈社文化”。这样分类由来已久。明治末期，岩波书店和讲谈社创立，前者将读者定位在大学教授、学生、官僚和文化人，后者则将读者定位在士兵、公司职员、商人和老板娘。两家书店的镇店之宝更是各有千秋，特色鲜明。前者有夏目漱石全集，后者则有吉川英治全集。
不过，“岩波文化”和“讲谈社文化”虽然大有不同，但是在不断锤炼“近代日本”的精神支柱——奋斗型精神方面却是殊途同归。尽管精神锤炼的对象有知识分子和大众之别，但却都是启蒙型文化。
村上一郎在《岩波茂雄》（1962年前后执笔）中对此事有如下论述：“‘锤炼’、‘教育’是‘岩波文化’成立的基础，而‘锤炼’、‘教育’的小伙计版、女佣版、老板娘版、士兵版就是‘讲谈社文化’。”
这种启蒙型文化，自明治以来，使得日本完成了由农村向城市、由亚洲向西欧的过渡，对于建成现代的“经济大国”发挥了巨大作用（虽然中途出现了富国强兵化、法西斯化等错误尝试）。
然而，所谓启蒙型文化，须得先有理想型，然后才会产生向理想型靠拢的精神动向。但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我国开始与西欧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城市型社会进入了成熟阶段。此时，西欧也好城市也好，都不再是理想型，而成为我们的现实生活。因此，对于年轻人来讲，曾经支撑起“近代日本”的奋斗型精神和不断锤炼这种精神的启蒙型文化已不再具有像过去那样的吸引力。
我们这一代人，1964年升入大学，人们曾用“右手《朝日期刊》，左手《少年杂志》”这样的口号称呼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意味着“漫画一代”的出场。然而，从本质上看得更加透彻一点，是宣告奋斗型精神和启蒙型文化衰退的一代人的出场。满足型精神和趣味型文化开始出现，并逐渐取代了奋斗型精神和启蒙型文化。“一味地”、“拼命”的时代已经过去，“马马虎虎”、“凑合”的时代到来了。
百无聊赖的水晶生活
马克斯·韦伯曾说过，一旦资本主义进入极盛期，趣味和爱好便会流行。
经济高速增长是近代的最后阶段，它将我们带入了物质“过剩”状态，这是一种衣食无忧的状态。此时，除了居住问题，已没有奋斗的必要。而“满足”于这种状态，开始成为支撑社会的基本精神。田中康夫的小说《百无聊赖的水晶生活》（1981年）用十分自然的笔触描写了这种满足型精神。
淳一和我过着毫无烦恼的生活。百无聊赖地买一些顺遂心意的东西，百无聊赖地穿一些顺遂心意的衣服，百无聊赖地吃一些顺遂心意的食物，百无聊赖地听一些顺遂心意的音乐，百无聊赖地去一些顺遂心意的地方，散步，游玩。似乎只要两个人在一起，便会百无聊赖地过起顺遂心意的水晶般的生活。
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们，“满足”于他们“百无聊赖”的生活，与拼命追求快乐生活的享乐主义迥然不同。于是，在这种满足型精神支撑的社会里，现代日本人开始把找出符合自己口味、趣味的物质看作是一种文化。
所有人都执著于自己的“兴趣、嗜好”。在这里，兴趣和爱好盛行的现象成为必然。处于资本主义极盛期的城市型人类，具有弗洛姆所说的“市场性格”和格林所说的“中产阶级男孩式的”性格。
对于这种性格的城市型人类而言，“岩波”这个启蒙型文化的代表是不合适的。将酒、高尔夫、运动、犯罪内幕和政治、文学置于同一平台上的《文艺春秋》更对他们的口味。《文艺春秋》这本杂志，能够满足读者的兴趣和嗜好，换言之，是趣味型文化的代表。于是，作为理性权威君临整个“近代日本”并极尽隆盛的“岩波文化”，逐渐凋零，最终被“文春文化”所取代。直到1960年代安保前后，《世界》曾经是大学生必读杂志。到了1964年入学的我们这一代时，已经很少有人阅读它了。
然而，从启蒙型文化到趣味型文化的过渡，其市场性就包含在对兴趣和嗜好的执著之中，这一点从满足型精神将资本主义作为基盘，拥有“市场性格”就能看出来。也就是说，在城市里变成了“孤独的群众”（李斯曼）的大众，开始变得异常关心他人的喜好。此时，信息型文化代替趣味型文化，信息提供型杂志《Dakapo》、《Focus》代替趣味综合杂志《文艺春秋》开始发展起来。
现代城市型人类，一直在等待同时代其他人传递的“信息”。仅靠同时代人提供的信息写成的商品目录小说《百无聊赖的水晶生活》之所以会大受欢迎，是因为有城市型人类的增加为背景。城市型人类不仅要满足自己的“趣味”，另外，为了逃脱身在城市的孤独和不安，还会不停地观察别人在做什么，别人喜欢什么。即，他们希望把握同时代“信息”。
披头士革命
就像短发曾象征监狱、军队、运动的“坚忍”精神，披头士发型也曾有过与之相反的象征“自由”的意义
1962年8月，披头士乐队在英国利物浦结成。不过，披头士在日本急速流行起来却是在1964年6月份左右。
最近出版的《回到60’s——披头士与我们的时代》（平凡社）回顾了1960年代，1964年3月6日的报纸首次报道了美国摇摆舞曲转向对面、劲酷节拍组合现身英国等现象。这样看来，在这一时间，披头士在日本还不太为人所知。
但是，在1964年4月进入大学的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意识，那就是披头士就是音乐本身，不，应该说披头士就是世界同步性文化本身。
1964年10月东京奥运会召开，当时我家住在小田急线沿线。有一次，我和高我一年的早稻田大学的师兄信步而行，走到了代代木上原附近的“奥运村”，就顺便去看了个热闹。要说起我们两个的行头，不可不谓之奇妙：身上罩的是藏青地碎白花纹的和服外衣，头发却是半长的长发，也就是所谓的“披头士发式”。
披头士的音乐，给从小拨弄吉他如玩铅笔的战后出生的青年们带来了一种“革命”。这种“革命”预告了一代人的登场——他们比起意识形态的东西更相信感觉和官能。也就是说，音乐不再是普通的音乐，而升格为视感觉、官能为第一位的这代人的文化，成为了这样一种自我宣扬。披头士是吉他，是长发，是强调个体的新的生活方式，所以才会是革命。
不错，我们可以列举出好几位与披头士人气不相上下的音乐家，像1950年代的普莱斯利，1970年代的滚石乐队等等。但是，他们终究不是“革命”。只有披头士才能在全世界的年轻人中掀起一场只能被称之为“革命”的披头士现象。
而且，这场革命还伴随着不相信意识形态和否认政治的表达方式 （此处仅代表日本作家观点）。最典型的就是约翰·列侬。他没有嘶喊着“反对越战”，也没有手举红旗，头缠手巾去游行示威，而是一边说着“和平”，做着V字形手势，一边赤裸着全身与洋子静卧示威。当然，至于披头士的长发，就像当初被人们称作“蘑菇头”那样，或许只是一种时尚而已。然而，就像短发曾象征了监狱、军队、运动的“坚忍”精神那样，披头士发式曾有过与之相反的象征“自由”的意义，或者说变得具有这种意义了。1960年代大学斗争时期，在大学和中学里曾经出现过“认可长发！”的要求，这可以说是披头士革命的变形。
这样看来，当1964年东京奥运会召开，当三波春夫的“东京五环歌”几乎成为奥运主题曲唱遍大街小巷时，披头士那代人只能苦笑。因为只有几年后冬季奥运会上《白色恋人》那样的歌，才是能够为他们所容忍的奥运主题歌。
幸吉已经跑不动了
以东京奥运会为界，体育运动开始从“奋斗”型转向“欣赏趣味”型，形象地说，就是从田径、游泳为主的时代，转向了网球、高尔夫球为主的时代。
在物资过剩的大众消费社会中，“奋斗”不再是价值。因为通过“奋斗”弥补“匮乏”，逐渐达到充足已变得不再必要。这类社会意识的变化在体育的世界也凸显起来。
简单地说，人们所说的“饥饿时的体育”这类能够把空腹转化为饱腹的体育运动一个个地消失了。“饥饿时的体育”的代表运动要算是拳击了。在这项运动中，凭借一只拳头，原来一文不名的无名之辈就有可能变成一个王者，百万富翁——现在来说应该是亿万富翁了，说是百万富翁，还是工薪阶层月薪1.38万日元时候的感觉。
在奥运会这个业余体育运动大赛上，虽然都说重在参与，参赛本身就有意义等等，夺冠却事关个人的荣誉、国力的宣扬。东京奥运会为了赢得这种个人的荣誉和国力的宣扬，将“奋斗”作为一种价值向国民进行宣传。明治以后的日本通过实行近代化，通过努力奋斗，终于赶上了西欧，达到了和西欧同样的水平。我们要用日本的经济实力——所谓经济实力，既是指日本靠自己的力量举办奥运会，也是指日本国内随处可见的新干线、高速公路、钢筋混凝土的高层建筑物的风景——和运动赛事中的金牌来向世界展示这一事实。东京奥运会即被赋予了这样一种使命。
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下面的体育观。体育不是要一决胜负。“奋斗”才是最重要的，是一种伟大的价值。为了获胜要“奋斗”，这其中“毅力”尤为重要——这种体育神话曾被大众所接受，造成了过分强调体育中的精神万能论、奋斗精神。
这种精神万能论、奋斗精神的牺牲者是圆谷幸吉——东京奥运会上拼尽全力取得马拉松比赛第三名的人，强烈地打动了我们的心。尽管如此，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只要努力了、只要训练了、只要奋斗了，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当我们按照这种精神万能论的指示行动了，却出现了这样一种意外的结果，那就是无论我们怎样做，都无法超越肉体本身的极限——这根本与才能、资质有关。“幸吉已经跑不动了”——1968年1月，圆谷留下了这样一封遗书，结束了他的生命。此时东京奥运会结束已有4年，墨西哥奥运会召开在即。
想来精神万能论、奋斗精神曾经构筑了马拉松跑者圆谷幸吉的精神根基。东京奥运会之后，他曾在报纸上发表手记。他写道：“跑过了35公里后，痛苦神奇般地消失了……就在这时，我突然有了一种自信，觉得只要努力，一定能进入前三名。”这里说的痛苦消失，可以说意味着一种仅凭着肉体本身所记忆的本能在跑的状态。在这种本能的状态下，圆谷还在想着“只要努力……”这就意味着，精神万能论和奋斗精神已经渗透到在本能支配下奔跑的选手的精神最深处了。
然而，东京奥运会之后，大多数国民都摆脱了精神万能论和奋斗精神这种附体的邪魔。在物资过剩的社会里，人们开始觉得体育运动是用来欣赏的、享受的。反过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近来的年轻人被指责在做体育运动时没有毅力。总之，以东京奥运会为界，体育运动开始从“奋斗”型转向“欣赏趣味”型。形象地说，就是从田径、游泳为主的时代，转向了网球、高尔夫球为主的时代。
史无前例的时光
“大众”为了保卫自己“富裕的社会”，开始压制、歧视有损于“富裕”形象的势力。
夏目漱石曾在小说《野分》中，借主人公之口表达了自己生存的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转型期。“明治四十年之岁月，乃明治开化之初期是也。若要换言说明之，今日吾人生息于昔日未曾有之开化之中……吾人自然拥有过去。然其过去或是老耄之过去，或是幼稚之过去。并未有值得效法之过去。明治四十年乃史无先例之四十年是也。”
确实，不仅仅是漱石，对于所有时代的所有人而言，自己生存的时光都是自己独一无二的体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史无先例”的时光。时光总是荏苒，万物总会更新。
不过，在时光流转、社会变迁和景象变换过程中，也会有若干大的停顿和断层。其标志之一，就是政治改革。1868年的明治维新和1945年战败正是上文提到的政治改革。
于是，在这些政治改革发生二三十年后——相当于一代人的时间周期，社会转型期到来了。漱石将明治的前四十年看作是“史无先例”的时光，也是因为他观察到了政治改革与社会转型重叠在一起的局势。明治四十年前后人们留短发，着西装，吃牛肉，揣着怀表到处走，这些风俗在4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如此近代化的景象，在石川啄木和北一辉作为“东京”的点缀所描写的日俄战争前后——20世纪最初10年便已固定下来了。当然，人们可能会说，果真如此的话，从那时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进入现代，近代化的景象只是在这期间渐渐地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而已。
原来如此。近代化的景象从日俄战争前后到1918-1919年，迎来了“大众”的出现这一新局势。这里的“大众”并不是大批民众这个简单意义上的大众。它是指从农村共同体分离出来，并开始作为以工业为中心的产业劳动力在城市流动的民众的一种新的、不定型的存在形态。1930年代的天皇制法西斯主义正是通过赋予这类不规则的“大众”以“天皇”这一共同价值而成立的。无根的大众拥有了“皇国”这个虚拟的共同体。
就这样，“八一五”战败到来了，日本以美国为理想型进行了战后民主主义改革。大约20年后，在1964年前后，政治改革与社会转型重叠了。这一转型最大的意义就是，由“大众”掌握社会权力的“大众社会”诞生了。在这个社会里，“大众”为了保卫自己的“富裕的社会”，甚至压制、歧视有损于“富裕”形象的势力。当然，在这其中，包括媒体在内的庞大的官僚机构担当了把“大众”的精神与社会权力相连接的任务。
不管怎样，在1964年以后诞生的“大众社会”中，民主主义采取了“大众民主主义”的形式，资本主义式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保证了“富裕的社会”。而这里的文化，当然也采取了“大众文化”这一形态。
现在，大众根据自我肯定的原理，正在积极地保护这种相对的“和平、安定和富裕”。以这种大众的保守化为前提，民族主义开始呈现出保护本民族利益和特权状态的民族利己主义。这一历史现象在国内表现为“大众”对少数人的压制和歧视，想必对此已毋须赘言。我们正是生存在这样一个“史无先例”的社会。
（本文有删节，大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郭连友对本文亦有贡献）
我要打分:
0/5 (共0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