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7-30 20:42:17 来源:南方周末
◆ 回应“王旭明独家回应：
我为何‘欲哭无泪’”
（7月24日A7时局）
不说“官话”的王旭明，以前老被骂被争议，离任时却听取惋惜声一片。我在政府机关从事文秘工作，其实是一名“官话”生产线工人，但即便自己万分厌恶，也不得不制造“官话”。据我所知，官员并非都喜欢说“官话”，更不是不会说“不是官话”的“人话”，而是实在不能说。
现在，我们还是把说话正确看得太重要了。许多时候，说话得服从“大局”和一些约定俗成的禁忌。平时，官员做错了也许没有什么，但说错了可就是犯了严重错误。考核干部时，也主要看他们说了什么，汇报了什么，而不是看做了什么。长此以往，大家虽然都讨厌“官话”，但轮到自己时却也津津乐道。“官话”俨然就是“皇帝的新衣”，大家虽都心知肚明，却没人敢做那个说真话的小孩。我想，倘若评价干部时依然说比做重要，那么“不是官话”将依然凤毛麟角，贵报的“不是官话”栏目也将永葆青春。
（广东惠州 于会仁 公务员）
本报记者苏永通回应：
官员在家里，跟他妈妈、跟他老婆孩子想必不说官话吧。我在采访中发现，官员级别越高，官话越少，没那么多顾忌。而一般官员要从“官话”系统中跳脱出来，可没那么简单，因为那意味着要担风险。
王旭明让人留恋，是因为他说话没官味儿。我用一条短信就搞定了采访，晚上11点还电话骚扰他。最后他审回来的稿子，除了删去一句他对某朋友的评价，其他一字不动。一般官员，半夜叨扰，绕过秘书直接打电话，恐怕都会被当成犯忌。
王旭明也并非完全不说官话。几个问题就跟我扯了近三个小时，我说，你这是在打太极。他也不以为怪。
“不是官话”，首先是要说人话，才能实现对话，有对话，才能触摸真实。其实那些公众对现行教育体制最疑惑的问题，若教育部长能直接回应，谁还管王旭明说了啥？
更喜欢血肉丰满的领导人
◆回应“领导人新形象”
（7月24日B12评中评）
两幅国家领导人的照片，一幅是习副主席“试脚”，一幅是温总理“拉钩”。乍一见，心微微一动。因为我不反对领导人在形象方面令人“敬而远之”，但我更喜欢这种让人“亲而近之”。我想，很多普通百姓大概也与我一样，更愿意看到一个血肉丰满、立体感强的领导人形象吧。
（长沙李华礼自由职业者）
谁说中国没有亲亲
◆ 回应“大义该不该灭亲”
（7月24日B10自由谈）
大义灭亲固然可青史留名，但亲亲相隐却也是古圣所倡，并见诸律典。
儒家思想重伦理纲常，尤以亲亲为人之根本。孔子曾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一原则在西汉宣帝时正式得到法律确立。亲亲得相首匿制度的确立，是汉律儒家化的表现，并为以后历代所继承发展，容隐的亲属范围也不断扩大。清末修律及民国立法在全面接受西方法律思想的同时，对中国古代的亲亲得相首匿制度也予以部分继承，目前，台湾地区“刑法”第167条即为其具体体现。而大陆则在1949年以后，全面摈弃了亲亲相隐的原则。至于“文革”之中要求家人“划清界限”，则更是人伦悲剧。
我国当前法律要求，凡了解案情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这当然涵盖了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即便如此，也不应忘记，历史上某一个阶段我们与现代法制文明似曾相识。
（河南新乡 杨学飞 法律工作者）
茉莉花呀茉莉花
◆ 回应“‘茉莉花’到底开在哪”
（7月24日A4观察）
读了该报道，我不由得想改“茉莉花”的歌词了：
好一朵值钱的茉莉花好一朵值钱的魔力花政绩GDP全靠她又香又白人人要让我来将你摘下不给别人家茉莉花呀茉莉花……（杭州 邬田港 职员）地方掐架，文化遭殃全国多地对“《茉莉花》发源地”的争夺，以及江苏几个城市争将《茉莉花》作为市歌的做法，说白了，无非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新版本。
为争夺文化资源掐架，让表面上成为“香饽饽”的文化实际上很受伤。一来，既然文化搭台意在经济，也就意味着文化符号再受地方当权者追捧，也注定难逃配角身份。这就不难想见，一旦某个文化符号在辉煌过后，被认定失去利用价值，离它被官方话语放弃和遗忘的时间便不远了。这样一冷一热，无疑将让文化资源变成公众视野中的一颗流星，不利其长远发展。二是在许多地方，虽然一些文化符号成为幸运儿，就像民歌《茉莉花》那样，伴随着城市宣传，受到了全方位保护和推广。但与此相对应的是，其他一些亟待保护的文化资源，若对经济发展并无显著贡献，往往得不到重视。如此厚此薄彼，对整体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以及文化生态的建设来说，也绝非幸事。
（广州 王佳 媒体人）
历史的“玩笑”
◆ 回应“台湾出了个共产党”
（7月24日A5时局）
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蒋介石在岛内大肆营造白色恐怖，妖魔化对岸已掌政权的共产党。台湾导演侯孝贤所拍摄的电影《悲情城市》中，曾有经典细节——夜幕笼罩下的基隆，城墙上刷着六个血红的大字“共匪死，内乱止”。
恐怖并非仅止于恐吓。据《台湾历史纲要》一书介绍，国民党在台初期，“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1952年，被当局以‘匪谍’、共党人员为名枪毙的达4000人左右，而被以同罪判处有期、无期徒刑者有8000－10000人，至于被秘密处决者则无从统计。”
半个世纪之后，“共匪”却以另一种面貌在台登陆。“共匪”的新主席是一位没有读过马列、不懂“阶级斗争”的人。
此时的“共匪”，已不过是引人目光的噱头。不知当年岛内那些死在“共匪”二字之下的冤魂，听闻此消息之后，又该作何感想？
（北京 王杉 自由职业者）
“法治精神”应从立法源头孕育
◆ 回应“限制公权力滥用是30年立法的大思想”
（7月24日A8法治）
张春生称，法治精神深入人心至少还需要30年。在他看来，“法治精神”就是“把法治作为一种信仰、习惯，至少大多数人发自内心奉行它、维护它”。应该说，张从一个法律实务工作者的角度，大致描画出“法治”的运行状态。
同样是社会行为规范，法治与道德的不同在于，一旦脱离具体的制度，关于法治精神的讨论就沦为空谈。法治，有法可依，依法而治。过去几十年间，学界、实务界和民间更多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后者，也就是执法、司法环节的监督。而实际上，法治精神的形成与制度建设之间的依赖关系，从法形成之时便深刻地存在，却长期以来被我们忽视。
法治精神的内核在于信仰。信仰从何而来？在民智充分开启、个体权利意识凸显的今天，信仰所能建立其上的更坚实的基础，无疑只能是民主。但这也恰是我国当前立法过程最大的软肋：民主程序难以落实，缺乏公开化和透明度，部门利益错杂渗透，最终难以赢得众信；当民主无力、信仰缺位时，“法治”与“法制”并无本质区别。
另外，学界与民众对法治的认识长期以来存在明显的断裂。一方大谈宪政分权，另一方可能还没普及民主概念。而像张春生这样的立法实务工作者，更有可能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到一种平衡。遗憾的是，他们的声音仍然稀少而神秘。
（infzm.com网友：jumbod）
怜悯动物不应只是折射
◆ 回应“动物保护：新的政治与文学”
（7月24日D24阅读）
现实中科技的发展，使人类有了主宰世界的感觉，因而变得狭隘，只关心自身的利益。若说还存着对动物的怜悯，往往是对自身关切的折射。踩死一只蚂蚁，不会让人有不安；若杀死一只猴子，则难以下手。人往往会由动物的遭遇联想到自己，动物与人的相似性越强，越容易引起这种体验。“推己及人”是儒家所说的仁；若能“推人及动物”，则是尊重所有的生命，是一种更为普遍的仁爱之心。然而说到底，只有摆脱了“主宰世界”的虚假体验，将自身降低一点，人对动物的感情才更易产生。
（南京 王先鹏 研究生）
愿理想实验能够理想实现
◆ 回应“光华法学院：‘教授治院’的理想实验”
（7月17日A3法治）
光华法学院尝试重寻大学独立与学术自由的旧梦，大家自是乐盼其成。但到底能成与不成，并非人人乐观。
何谓教授治校？兼容并包时代的北大，以“凡是学校的大事，都得经过评议会，尤其是聘任教授和预算两项”来诠释其精神。光华法学院现在虽然重建了教授委员会的制度，然而说了算的还是校方。
现实中，再小的进步也来之不易。也正因此，我对那些怀着“希望自己能在其中推动一二”的愿望去光华实现自己理想的教授，充满敬意。愿理想实验能够理想实现！
（上海 董宇鹏 网络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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