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5月29日
南方周末
2008-08-07 09:32:18 来源:南方周末
【奥运特刊 交通】
如果说自1984年以来,三段堵车史引发的交通策略的变革是被动的,有些尚停留在纸上,那么,奥运带给北京交通的则是“质”的蜕变,且盛况空前。
有人戏说首都北京是“首堵”。我在北京干了三十多年交通,从一个普通的交警,到一个交通管理者,北京交通管理局原副局长,见证了北京交通30年变迁的历史。其中三次大堵车的历史,引发三次交通策略的大变革。
第一次是在1984年,改革开放才五年,这是北京历史上的第一段拥堵经历。当时的拥堵主要发生在交叉路口,比如崇文门五叉路口、西单、东单、新街口等。堵在路上的主要是卡车和自行车,当时还没有什么小轿车。当时是进城容易出城难,因为人都住在二环以内,建国门外还是农田。人们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堵车”,当时的对策是“该修路了”,于是就有了二环路,打通西厢“东南和西南二环”,缓解中央区域。除了修路,交通管理方面,至1980年代末期开始“限制大卡车进城”。我当时在北京市交通研究所工作,不太同意这个观点,人们要吃,要穿,要用,限制了“大卡车”,人们就会转而开“小卡车”,“小卡车”顿时成倍增长。人的需求是要认真对待的,不能堵,要疏,要综合治理,整整十年里,这个观念一直不被主流接受。当时我主张在交叉路口像开渠一样疏通,带着工程师在路口做实验,提高了20%的通行能力。
1995年开始,第二段拥堵历史发生,这次不再是少量交叉路口拥堵,而是大面积城市公路堵塞,主要是二环、三环内堵。这时堵在路上的小轿车增加了不少。经济发展与堵车是孪生兄弟。这一年,改革开放已接近20年,北京的机动车迅速增长,到1997年达到100万辆,而1978年只有7.7万辆。人们从这次大堵车开始认识到,“交通系统工程”的重要性,对策终于转变为综合治理。
2001年发生的第三次大堵车带来了更大的变革。那是2001年12月7日,很多北京人都对那场小雪引发的“北京大堵车”记忆犹新。很多人下午出去,车被堵在路上,只能靠步行,凌晨才回到家。这次堵的特征不再是部分路段堵,而是全面堵,不只城区堵,郊区也堵了,不只上下班高峰堵,其他时间也堵了。这真是蝴蝶效应。一场雪暴露了北京交通已到了弱不禁风的地步。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国贸桥路上有一个小陷坑影响通行,整个朝阳区交通就全瘫痪了。此时,人们终于醒悟过来,北京堵车的最主要原因是小轿车飞速发展,京城机动车总量已突破200万辆,聚集在城市中心区的密度空前之高,公共交通不得不优先发展了。
其实早在1970年代末,我就在我国第一个城市交通会议上提出解决北京交通问题的药方就是不能放任轿车的发展,应该因势利导,鼓励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公共交通是公益事业,政府需要增加补贴,服务乘客。但当时这是相当“另类”的观点。而直到2003年,北京交通委员会成立,北京才终于有了独立的交通管理部门,以前都是各自为政,哪个部门都管,也都不管,2004年又正式确立“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战略。
欧美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公共交通曾有很好的历史基础,从公共马车到有轨马车再到有轨电车,二战之后,经济发展也带来小汽车的急剧增长,同样引发了与公共交通的“路权之争”。1965年后,历史戏剧性地发生了改变。因为小汽车带来了交通阻塞,带来了污染,以及城市人口外迁郊区,很多国家又回到加快发展公共交通的道路上。
北京整整晚了近40年。幸运的是,因为与奥运的筹备同步,5年时间弥补了40年积累的差距,从速度上说简直是从缓慢的马车,直接乘上了“奥运号”高速列车。如果说30年里三段堵车史引发的交通策略的变革是被动迟缓的,有些变革甚至停留在纸上,那么,奥运带给北京交通的将是前所未有“质”的改变,姿态是空前主动积极的,策略更是一落地就稳扎稳打。
我很乐观地相信,奥运之后,北京的公共交通不会回到原点,而是从奥运出发,继续向前。
(整理 本报记者 沈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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