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年5月29日
南方周末
2008-08-21 08:01:47 来源:南方周末
一个好的大学老师的教学不必是“清楚”的,尤未必“好听”,但他得有能力带学生欣赏那空曲交会的妙处。不过这也有个前提,就是学的人万一暂时听不懂,绝不能到教务处去要求换掉“那个老头儿”
在大学教书,常会听到一些学林往事。其中一个是关于徐中舒先生的。这位名满天下的史家解放后很长时间不能给本科生上课,某年忽有机会重上讲台,自然轰动。但几节课下来,听众走了不少。有学生到教务处反映,说那个老头儿的课我们听不懂,别让他上了。教务处长听了勃然大怒,说,川大之所以成为川大,就是因为有徐先生这样的学者在,你们听不懂他的课,居然还不觉得羞耻!故事的真实性待考,但徐老的先秦史专题课“沉闷”、“乏味”,缺乏“条理性”和“通俗性”,不少人都说过。不过另一位当年也上这门课的老师说,毕业以后,自己在阿坝州的乡下教小学,无书可读,重翻大学时代的笔记,感到最富启发性的,还是徐老这门“不好听”的课。
无独有偶,有院士某次说自己最感念的是一位非常“糊涂”的数学老师。当年在课堂上演算习题,这老师常会独自陷入困顿和思索,且往往就这样直到下课铃响。院士并未解释何以对这老师最为感念,但这让我想到哈耶克的一个看法。哈氏将学者划分为“头脑清楚”和“头脑迷糊”两类,而自居为后者。他还引用怀特海的话——“头脑糊涂是独立思想之前的一个重要条件”,说,由于头脑糊涂的人“记不住对于别人而言可能是很明显的答案,所以他常被迫去想出一个对于那些头脑较有次序的人而言并不存在的问题的解答”。用一句中国说俗了的话,或可说“难得糊涂”。这老师大约正属“难得”一类,而院士也因此困而后通。
这故事当然不是提倡老师讲课可以不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更不是说老师越“迷糊”越好——毕竟,为学生着想,不论到什么时候,深入浅出都应是教学中努力追求的目标。不过,好老师的标准也因施教对象与教学目标的差异而不同。把复杂的问题条理化、抽象的物事形象化,语言最好活泼、风趣,能够引发听众的兴致……这对中小学乃至专科学校的老师都是相当理想也是非常重要甚至是必要的条件,而对那些号称“研究型大学”的老师来说,作为“理想”虽然也可爱的,但重要性显然不必高估。
此无他,蔡元培先生早说过,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这虽未必适合今日大多数号称“大学”者,对“研究型大学”却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盖此类大学既以科研立校,学问的优劣及对学生学术启示力的大小才是判定老师水准的核心,“好听”与否乃是末节。尽管知识表述中未必一定存在“可爱”与“可信”的冲突,但是凡认真做学问者都知道,把知识化约为“知识点”,虽然好听,实际可能并不靠谱。以我个人研习的历史学来说,各种因素常是盘根错节、此呼彼应,如同一张多维度的立体网络,欲“一言以蔽之”,便须“损之又损”——这是否即能近乎“道”(或云“本质”)虽未可知,距历史真相愈远却是一定的。
一个好的大学老师的教学不必是“清楚”的,尤未必“好听”,但他得有能力带学生欣赏那空曲交会的妙处。不过这也有个前提,就是学的人万一暂时听不懂,绝不能到教务处去要求换掉“那个老头儿”,而须端正态度,反躬自省,亦步亦趋地跟着他走,一旦豁然贯通,或者竟可欣赏此类“糊涂”了。蒙文通先生曾云:“大学以上的学生,主要是学方法。在听课时,应跟着先生的逻辑思维的发展而发展,体会先生是怎样思考问题的,不应要求先生跟着学生的逻辑思维走。假如那样,学生还学什么?”其实,一个人遇到一位“糊涂”的先生便不易,能够从中体会到他是怎样思考问题的,已经不同凡响。就此而言,那位院士日后的成就,正可谓在学生时代已经注定。
今日时尚,大学里有学生给老师打分的制度。本来老师了解学生对自己教学的反映,乃是教学相长的好事。但目下通行的打分制度不但在内容上多集中在教师表达是否清晰、教学手段是否现代(具体又多落实在是不是用了多媒体等)一类与学术无大关联的事务上,且认为老师的水平可以分条化到由数字衡量,本身就强化了那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事实上,“打分”原本是老师的权力,现在既然交由学生掌握,已颇具“要求先生跟着学生走”的象征意味,不但“学生学什么”成了问题,老师教什么以及怎么教也都变得模糊起来。
或曰:学生不是要超过老师吗?那首先便是要不以老师的权威为权威,养成一个独立思考的习惯!
独立思考?这很好。但是,用怀特海的话说,你得先“糊涂”一下子,至少要先学着尊重一下你觉得“糊涂”的那个老师,再说“独立思考”也不迟。
(作者为四川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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