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广州 2008-08-28 07:50:02 来源:南方周末
梦断奥运——中国与世界的艰难接触
墨尔本奥运会开幕之前，中国代表团准备了一艘大船，92名运动员将在里面一边练习一边赶路；开赛前16天，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宣布，为了反对国际奥委会制造 “两个中国”的做法，将不参加本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就地解散
对中国体育来说，1952年是一个拐点。
这一年的6月，刚刚成立的全国体育总会致函国际奥委会，表示要派出运动员参加即将召开的芬兰赫尔辛基第15届奥运会。
但政治偏见却让国际奥委会在中国大陆和台湾问题上举棋不定，直至开幕的前一天（1952年7月18日），中国体总才接到正式邀请。新中国第一个奥运会代表团火速组成——全团40人，包括一支足球队和篮球队，还有从印尼归国的游泳运动员吴传玉。
由于签证受阻，当中国代表团赶至芬兰赫尔辛基的时候，赛程已过大半，只有吴传玉还赶得上100米仰泳。这个回国前还只是印尼一个文具店伙计的24岁年轻人，首次代表新中国站在奥运赛场上时，甚至还不懂中文。
但旅途劳累和失眠却让这个有“飞鱼”之称的印尼全国冠军连决赛都进不了。新中国第一次亮相奥运会就此草草收场。而同样首次参加奥运会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苏联，却以22块金牌，71块奖牌的总分成绩与美国平分秋色。
折戟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后，吴传玉在1953年罗马尼亚第四届国际青年联欢节上以一枚金牌证明了自己。这也是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获得的首枚金牌。但仅仅一年后，吴传玉遭遇空难去世，中国体育继续冲击世界之巅的道路也随之受挫。
此时新中国所处的国际政治环境更为复杂严峻，朝鲜战争刚刚结束，长期遭遇西方经济封锁，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也得不到恢复。
而中国原定参加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的前景，也开始微妙起来。
墨尔本奥运会开幕前夕，中国代表团准备了一艘大船，练习器械也开始往里装运。在未来十多天的时间里，92名运动员将在里面一边练习一边赶路，直至抵达赛场。
然而事情却急转直下。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布伦戴奇在台湾问题上态度暧昧，还坚持邀请台湾单独派遣运动员参加奥运会。斡旋未果后，1956年11月6日，开赛前16天，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在北京宣布，为了反对国际奥委会制造“两个中国”的做法，将不参加本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就地解散。
消息经传播后，全国上下一片哗然和愤慨，矛头再一次指向了“美帝国主义”。“当时大家都没有觉得惋惜。”现年70岁的前游泳运动员翁澜前说，“大家心中只有恨，恨那些企图扼杀新中国的西方阴谋家们。”
两年后，中国与国际奥委会进一步交恶，随后宣布退会。
“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举国体制”基础奠定
1954年，中央体委改成国家体委。自此，各种业余体校和专业队逐渐取代了从群众中层层选拔的方式，三级训练网也逐步建立；二沙岛基地的设计参照当时世界上体育训练设施最先进的匈牙利布达佩斯体育岛，是国家体委为在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上一雪前耻而斥资200万元修建的
在赫尔辛基奥运会失意而归之后，中国奥运代表团应苏联代表团之邀访问莫斯科。时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荣高棠曾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从机场到克里姆林宫，人们一遍遍地朝着体育英雄高呼‘乌拉’，沸腾的人群像洪水一样。”
一个共识正在代表团领导层中形成——不能单靠群众团体来搞体育，必须要中央批准成立一个政府部门管起来。
这个设想后来成了“举国体制”的一个雏形。
回国后，全国体总秘书长荣高棠上书党中央，提出五点建议，其中包括学习苏联模式，成立一个政府体育部门、办体育院校、召开全运会、修建体育场等。
仅两个月后，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贺龙为主任，荣高棠为秘书长。1954年，中央体委改成国家体委。自此，各种业余体校和专业队逐渐取代了从群众中层层选拔的方式，三级训练网也逐步建立。自此，竞技体育开始与群众体育分道扬镳。
1955年元旦，冼永泉在一次比赛中摔断了左腿而被临时抽调到广州二沙岛体育训练基地工作。这个中国第一个现代化体育训练基地，是国家体委为在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上一雪前耻而斥资200万元修建的。
对于当时吃一顿饭只需6分钱的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月工资只有65.5元的冼永泉也同样觉得如进天堂，全天候训练场、弹簧床、独立卫生间、豪华餐厅……这些当时只有外宾才能享受的待遇，竟在眼前成了现实。
二沙岛基地的设计参照当时世界上体育训练设施最先进的匈牙利布达佩斯体育岛。建成后，这里可以供田径、游泳、足球、篮球、乒乓球等二十多个项目同时全天候进行训练，设计标准之高世界罕见。
冼永泉成了在二沙岛担当顾问的苏联国家田径队总教练吉洪洛夫的助手。这个曾在二战中参加过援华战争的前苏军战士，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且怀有强烈的国际主义精神。他毫无保留地帮助中国运动员训练，而中方也挂出“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东风压倒西风”等示好的标语。
1956年4月，基地竣工，冼永泉和来自全国的运动好手一起进驻二沙岛，同时也告别了过去那些挤大通铺、蚊子成堆、潮湿闷热的艰苦岁月。
1958年夏天，22岁的南开大学数学系学生叶国强因营养不良不得不返回广东农村老家休养。日渐明显的神经衰弱症状让他感到很沮丧，和那个时代大多数知识青年一样，叶国强最大的理想是成为像华罗庚一样的科学家。
随后一则广州体育学院开办并招生的消息吸引了他。“响应国家号召”等话语自然激动人心，但免学费、发补助等政策对这个贫困学生却更具吸引力。到学校报名后，叶国强欣喜地发现，这里同样有很多壮志满怀的热血青年。他们将一起在这些新兴的体育院校里度过四年的光阴，学成后奔赴祖国各地，挖掘并培养优秀竞技人才。
运动生理学、解剖学、运动医学、体育理论……教材都是从苏联移植过来的，学生还要学俄语。此时，从苏联引进的“劳卫制”（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方兴未艾，作为体育专业大学生，叶国强时常要和同学到广州市内各中小学巡查督促，并鼓励孩子们努力锻炼身体，日后成为优秀的祖国保卫者和社会主义建设者。
苏联专家也成了这些体院的常客，他们带来先进的训练手段和教学方法，同时也带来精彩的苏联电影、小说和音乐。苏联成了那一代中国青年梦寐以求的理想国，他们用简短有力的口号来表达心中的期许：“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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