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体制改不改，怎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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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政界和学界要寻找共识
在过去的很多年里，学界和政界基本处于一个相互指责的态势，前者认为后者改革力度不大，而后者认为前者过于理想化，不切实际。

事实上，包括学者内部，争论也不断。而政界另外一个很实在的担心是，改革如果造成中国金牌数量的大幅下滑，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灾难。卢元镇现在要做的，就是沟通学界和政界，做出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南方周末：这次奥运会取得了很好的成绩，那么奥运之后，关于体育改革，现在各界的看法是一种什么状态？

魏纪中：现在很多基层已经出现了很多试点，可以说这就是最实际的行动。我们不能轻易说一个制度好不好，现在很多学者常常提“休克疗法”，除非时间能证明，但目前看到他们很多提出的方法常常太理想主义，虽然理想主义并不是说不能达到目标，但要知道，任何改革等到看成果的那天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虽然“举国体制”不能说是最完美的制度，但目前确实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要把它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不断地改革。

只有让群众本身有自觉性了，才能让这项事业有效。不像过去，什么运动会都是政府组织起来的，往往让人不情愿。政府是要提升这样的自觉性，给群众提供必要的条件，而不是“自上而下”，号召“全民运动”。这届奥运会若真正提高公民的体育意识，让大家的体育需求增加，才真是成功。

卢元镇：学界和政界都承认要创新，但是对改革的目标，改革的途径，改什么，怎么改，在哪一代人完成改革，这些问题都没有解决。另外学界和政界明显有认识上的不同。我希望能实现政界和学界的沟通，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当然，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认可度是要统一的。起码现在是已经拿到了51块金牌，如果改革之后的4年，跟俄罗斯一样突然掉到二十余块，出现第二次“兵败汉城”的话，民众就不管你是否在改革的阵痛期了。当年一位体育总局的领导说我不能做历史的罪人，所谓不能做历史的罪人就是担心，如果改革导致金牌上不去，怎么交代？

南方周末：关于“举国体制”本身的概念范围问题，是否也有不同的看法？

魏纪中：首先“举国”并不是说倾国家之力，不能让大家什么也不干就为了体育。你看教育都没有一个举国的称谓，体育怎么能这么说呢？所以这个“国”指的是体育界内。是内部选拔出优秀的运动员，由国家拨款来培训。

卢元镇：“举国”到底在什么范围？或许这基本是集中体育系统的力量，而其他部门，比如教育部门就很不关心。另外，体育系统内，地方体育局和总局的想法也不一致。比如在本届奥运会上，地方省局更关心的是自己省的运动员拿到的金牌数量，因为这将带入下届全运会。

南方周末：我看到怎么对待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性质，似乎也有争论？

卢元镇：有观点认为应当把竞技体育当成公共产品，而把大众体育推向市场，这样竞技体育全盘由政府埋单就有了依据，有关方面也曾把这个意思传达给中央，但是上面没有同意。

南方周末：在这方面体育总局和财政部门是否也有不同的看法？

卢元镇：1995年订《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第5稿时，我是参与者，开会讨论初稿的时候有一条说“中央与地方财政要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按适当比例增加群众体育的投资”。

结果与会的财政部的一位司长说，全民健身计划非常好，开始关注群众体育了，但是这条要删掉，因为我们给你们批的财政预算里含有群众体育开支了，只是没用到群众体育上。修改后的第11稿说，“中央与地方财政要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逐步增加对体育事业的投入。体育部门要改善资金支出结构，逐步增加群众体育事业在预算中的支出比重。”意思是政府先把体育的蛋糕做大，然后我再给群众多切一点，财政部还是不同意。最后定稿只留了后半句话：“体育部门要改善资金支出结构，逐步增加群众体育事业在预算中的支出比重。”

南方周末：改革是否要削弱体育行政部门？

卢元镇：我认为不应该削弱体育行政部门，体育本来就属于弱势部门。应该用更好的办法去改善和加强它，以更加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但必须区分哪些是管体育，哪些是办体育，政府不能错位，也不能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