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广东江门 2008-09-03 22:57:31 来源:南方周末
初到
桑坪中学初二学生的第一站是位于顺德的国良职业学校，这所由杨国强捐建的学校为他们提供暑假的饮食起居。8月28日，他们将同其余一千多名在增城凤凰城复课的学生统一转至江门五邑碧桂园学校正式开学。
刚到放下行李，孩子们就满校园地找电话，每部IP电话前，都排起了长队。佘恩琼听到父亲的声音时，又忍不住大哭，话筒那端传来训斥的声音，“哭什么哭，难道想回家住帐篷吗？”有的家长则跟着孩子一起哭，“乖，寒假回家每天给你做火锅。”
最手忙脚乱的是生活老师。负责男生宿舍的王老师每天像救火似的，马不停蹄地安慰这些暂时顾不上“形象”的小男子汉们，“有的男生哭得特凶，人一走近，一个枕头就飞了过来。”
在女生宿舍里，比泪水更四处乱飞的是零食袋，“枕头底下、自己床上、别人床上、地上都有。”佘恩琼的室友很快制定了“各扫门前雪”原则，“自己负责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谁也不欠谁的。”宿舍长一本正经地向11名室友宣布。
由于合同上约定，学生的人身安全由学校和家长共同承担。安全第一，成为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学生们不得出校门，在老师的批准和带领下，才能到学校旁边的超市和水果店买东西。
下课时，大部分同学都呆在教室里吹风扇、养神，只有少数坐不住的男生拍着篮球到走廊上过过手瘾。
女生比男生们更加痛恨南国的炎热，她们必须得穿上短装校服，而在家乡，女娃子穿短裤是不受欢迎的。更严重的是，学生们几乎都生了痱子，有的还患上皮疹，有的女生的长发从来没干过。她们非得把按传统积蓄多年的长发剪了不可。
剪完发，佘明娟忍不住哭了，“要是爸爸看到我现在一副‘鬼女子（丑女孩）’的样子，会伤心的。”
老师的新烦恼远不止是酷热的气候。桑中副校长李传亚执教30年，如今月薪2800元，在汶川一直过得“自我感觉良好”，一次和国良学校的一位保安队长聊天，却听到他“很沮丧地说自己月薪‘才3000块’。”
月收入1500元的高老师周末去了趟广州，发现自己“一下子被打到社会最底层”。安排好女儿就近念小学后，高老师打电话给妻子，“今后两三年，我们只能各顾各的了。”
适 应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天，各班同学都围坐在电视旁，中国队出场时，佘恩琼所在的初二（5）班开始欢呼，有人指着姚明身边的小孩问老师，那是姚明的儿子么？老师眯起眼睛仔细瞧了会儿，激动地告诉大家，那是咱们映秀的林浩啊！黑暗中的小校园顿时像点燃的礼花般欢腾起来。
奥运的到来终于让老师们松了口气，16天的赛事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让人流连忘返的“校门”，好动的男生不再寻衅滋事，连女生也第一次找到了新生活的乐趣。
姚明和篮球运动受到男生们空前的崇拜。李行利用去超市的机会买回一个篮球，“大家抢着打，没两天竟然给打爆了。”
奥运结束后，桑坪中学的学生们逐渐变得有“组织”起来。在汶川，打篮球的水平是推选班级“老大”的指标之一。来到这个封闭的环境里，“老大”的地位和重要性很快凸显出来。他们完全由民选推出，江湖地位比老师指定的班长要高。
佘恩琼对他们班上的老大就有些敬畏，她盯着一个嘴里嚼着根棒棒糖，在两名高个男生簇拥下从篮球场上穿过的小个子男生，小声告诉记者，“就是他！篮球打得好，上课不怎么听，数学却总考第一，真是个天才。他不但是我们班的老大，还是整个初二年级的老大！”
经历地震后，“老大”中产生了新面孔。初三（6）班的新老大在地震后把家里所有的衣服和食物背到山上，分给同学，如今在班上享有至高权威。在新校园里，一些“老大”甚至替代了家长的权威，负责组织班级间比赛、摆平“纠纷”、调节同学之间的关系。
女生则喜欢在宿舍圈、兄弟姐妹圈、好友圈、音乐圈等更为细分的组织里寻找新的安全感与依托。星期天是孩子们自由活动的休息时间，但仍然不能出校门。每到那天，班级的概念便消失了，篮球场、宿舍、教室、校园走廊，到处是各种各样的“小组织”。性情相投的女孩用繁复甚至隆重的方式去完成一些即便很小，但能充实她们封闭生活的事情。
初二（6）班的唐蓉和她的室友们结成了紧密的圈子。唐蓉过生日那天，室友们缠着老师带去超市买回一大袋糕点、香蕉、苹果、猕猴桃和果冻，折腾了一下午，拼出个三层高的水果蛋糕塔。吃完后，唐蓉收到了“这辈子最深刻的礼物”——一盆从天而降的水。那晚跟母亲通话时，唐妈妈很惊讶，“女儿来广东后从来没见她那么开心过。”
一直在桑坪中学做志愿者的关斌，职责是给学生们做心理疏导，他发现这些幸运逃过一劫的孩子，震后创伤的恢复能力比大人们想象的要强，尽管初期存在心理不适，但都在慢慢地寻到新的精神慰藉与寄托。
焦躁慢慢平复下后，孩子们平时的表现已看不出外界所担心的“震后心理疾病”。不过，微妙的波痕悄悄留在了一些学生的校服上。在衣角内里，佘明娟用圆珠笔将爸爸、哥哥、到西昌复课的弟弟，还有去世的妈妈的名字的大写字母一一写上。李行也在衣角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旁边注上“5·12”。“我不喜欢这个数字，可我没法忘记它。”
改变
在桑坪中学里，李行衣角下这个不显眼的“5·12”已成为老师们心照不宣的忌讳。刚恢复上课时，高老师正想给班上的孩子布置一道作文题，“记忆中的汶川‘5·12’”，被心理专业的大学生志愿者及时阻止。“他说，千万不要再勾起孩子们的回忆，那会加重孩子的心理负担。幸好我没犯下这个大错。”高老师说。
在与学生们交流时，关斌发现，大多数孩子也在刻意回避这个话题，“他们都愿意说些开心的事儿，一个劲儿介绍汶川有哪些好玩的地方。在他们的描述中，那儿像没发生过地震一样。”而一些孩子却已经可以完全把这个话题眉飞色舞地演绎成传奇。“那天我在五楼睡觉，”李行炫耀般地告诉同学，“地震来时，我就躲到床底下，摇完了我才跑下楼。”
“这得具体看孩子们受伤到什么程度。”暑假期间，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心理学博士陈庆荣与一个研究小组到江阴市南闸中心小学调研，那所学校接收了十多名灾区孩子，分插到各个年级。他们的父母原本就在江阴打工，读书期间和父母同住。“他们和桑中的孩子一样，家庭基本健全，加之和父母生活在一起，恢复得更快。”
而同样在逐渐恢复的桑中学生，甚至老师，在生活方式和人生观上已然发生了改变。一次，高老师带一名学生到校外看病，学生感慨，顺德真大，高老师纠正，不，这只是顺德的一个镇，相当于咱汶川的龙溪乡。继而顺势引导，“咱得好好学习，才能到这样的大城市扎根哪！”
7月20日，一家电视台组织桑中学生代表顺德一日游。几十名幸运儿游玩了德胜广场、展览馆、顺峰山公园等景点，还尝了当地特色小吃大良双皮奶。回来后，这些学生被大家团团围住，孩子们对于围墙外面的联想终于有了具体的对象，继而衍变为强烈的期待。
听校长陈俊良说，桑中的学生读完初三，如果成绩和条件够格，将有机会留在碧桂园继续念高中，或报考当地的职高与中专后，佘恩琼已经不再在电话里闹着要回家了，她还给父亲建议，到广东来打工，一起留在这儿。佘明娟开始喜欢上自己的短发造型，还觉得穿短裤其实也挺不错，“显得比较可爱。”她也想留下来，“广东是我新生活的开始。”
初二（2）班的陈城来广东后上过一回网，在QQ上，他碰上了在北京、上海、西昌复课的同学，大家兴奋地聊起各自的新生活和新理想。“我们学校围墙外好多别墅，”陈城告诉同学，“知道么？盖这些别墅的伯伯，小时候也是一个农民！”
（特别感谢志愿者汪懿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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