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问问纳税人” 专访伦敦奥组委CEO保罗·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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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登在《经济学人》上的那份工作描述，我的妻子说：‘亲爱的，他们要的那个人不就是你吗？’那也是惟一可以让我离开高盛集团的工作。”现年52岁的保罗·戴顿（PaulDeighton）这样描述他成为伦敦奥组委首席执行官的缘起。

高盛集团是全球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投资银行之一，保罗·戴顿为这个集团工作已达22年，2005年12月，他从来自全球各地的三百多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出任伦敦奥组委首席执行官，保罗·戴顿被英国媒体认为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他过去的身份以及对这份工作的热心，使他能筹到必要的资金，同时也能在英国，甚至在国际上找到最适合的人才。”

9月5日，保罗·戴顿为观摩残奥会再次来到北京，这是他担任伦敦奥组委首席执行官后第四次抵京。前三次的使命分别是拜访北京奥组委、参与奥运检测事务及观摩北京奥运会。

9月6日的北京残奥会开幕式令保罗·戴顿最为感动的是在汶川大地震中不幸失去左腿的芭蕾女孩李月。“那天晚上，这位11岁的女孩不仅吸引了鸟巢里的观众，也向全世界展示了她永不放弃成为舞蹈演员的信念。通过攀爬绳索点燃残奥会主火炬的侯斌让我肃然起敬，也感到了振奋。对于我们来说，北京残奥会的11天，是又一次观摩与学习。”

进入8月，伦敦奥组委为了在北京“观摩和学习”，在北京西单金融街上一家酒店的七楼租了两间办公室，作为“伦敦2012北京办公室”。一出电梯，就可以看到明显的伦敦奥运会会徽，两间办公室布局简洁明快，只有一些简单的办公桌椅及橱柜。伦敦从北京手中接过奥运接力棒后，这间办公室也将完成它的使命。9月8日上午，保罗·戴顿在这里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独家专访。

进门时，戴顿脖子上还挂着残奥会证件。他讲话时偶尔会有力地挥动手臂。

尽管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个月，但保罗·戴顿还牢记着北京奥运会开幕那天鸟巢的“热度”：“开幕式本身很激动人心，但那天也的确很热。”那天他被安排在贵宾区，坐在国际奥委会主席的左后侧。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伦敦八分钟”是这位上任即将三年的首席执行官为伦敦奥运会向全世界交出的第一份成绩单。

位于伦敦东区的奥林匹克体育场效果图　本报资料图

只是大家被批评的地方不同

在北京奥运期间，保罗·戴顿认识了两个中国人，一位是他的助理，一位是他的司机，他们都是志愿者。戴顿说，奥运会结束后他去机场时，两个人都哭了：“他们告诉我希望奥运会永远都不要结束。”

南方周末：闭幕式上“伦敦八分钟”的设想是怎么产生的？

保罗·戴顿：18个月前，我们向一些从事创意的专业人士征集方案，从中选出了最有潜力的想法，那是一个充满竞争的过程。为了更好地与北京奥组委配合，我们选择巴士作为整个表演的场景设置。因为我们可以开车进来表演，这样它就成为一个独立的制作单元，可以在体育馆外自行排练。因为鸟巢要用来比赛，我们不可能有机会在里面排练。所以巴士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案。八分钟其实很短，要让人在短时间里认出伦敦的符号——红色的巴士、摇滚乐、足球明星等等，我们想告诉大家什么是伦敦，伦敦奥运会将会很有趣。

南方周末：但中国人一般对伦敦的印象还停留在“绅士”上。

保罗·戴顿：伦敦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的国际化都市。似乎全世界每个人都跟伦敦有关系，也许是因为旅游，也许是父母或祖父母来自伦敦，也许是来上学，也许是教科书里的一张图片。

我们希望让伦敦奥运延续人们对于这座城市文化传统的认知，也许是英国绅士，也许是工业化的烟雾。同时，我们也想介绍伦敦不为人知的一面，那就是现代的伦敦。它是各种青年流行文化的源头，比如摇滚乐、时尚、戏剧。我们也是许多流行运动的重要一环，这对于奥运会本身意义非常大，比如足球及贝克汉姆等等。

我们希望全世界每个人提到伦敦时，就马上把能联想到的东西放到演出中去——那就是音乐！我们觉得把摇滚和流行结合起来会很棒。吉米·佩齐（Jimmy Page）是摇滚界的传奇人物，毋庸置疑，他是一位伟大的吉他手。我们还希望有一个代表流行文化的人物，而里昂娜·刘易斯（Leona Lewis）正是天后级人物，她的音乐在欧美市场很受欢迎。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就传递出一种伦敦的气质。《爱的希望》这首歌很有情感，听上去还能让人振奋，如果听录音版的话，你会发现里昂娜的演唱是那样美。所以在艺术上，这也是一首很好的作品。

南方周末：为什么不用更有名的 U2或 酷 玩 乐 队（Coldplay）、绿洲乐队（Oasis）或电台司令（Radiohead）？

保罗·戴顿：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组合。选择里昂娜还有一个原因，她出生在伦敦东区，我们将在那儿建立奥林匹克公园，这是每个伦敦人都将受益终身的项目，也象征奥运精神给伦敦带来的改变。

南方周末：从伦敦奥运会会徽公布之后，直到这八分钟，英国媒体的批评一直没断过，你如何看待这些批评？

保罗·戴顿：英国媒体很有批评意识。但我认为英国的大众对八分钟总体比较满意，也喜爱伦敦奥运会的会徽。以会徽为例，我们设计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变化，让它能不断地给人们带来惊喜。在北京、伦敦的移交仪式上，刻着这个标志的徽章很多人都特别喜欢，但我们只会在初期使用它。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明智的想法，7年内我们不断改变、不断进步。

南方周末：这些批评会影响到奥组委的决策吗？

保罗·戴顿：在奥运会历史上，每一个国家的组委会都会面临同样的负面舆论与争议，甚至是批评。关于会徽，关于八分钟的展示，关于开幕式……都很正常。对伦敦奥组委而言，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希望赋予奥运会一种什么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众会慢慢站到你的立场上来。但对于一些个别事件，尤其是涉及个人观念的问题，总可能有人写一些引起争议的东西，那是他们的工作。

要组织奥运会，你就会经历这样一个被争议的阶段，北京奥运会也是一样，只是大家被批评的议题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