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皇帝，还是当终身总统？

杨度和梁启超如何为袁世凯策划？

古德诺可能不知道，中国的君主权力虽大，但并没有西方君主的不可动摇性和稳定性，“彼可取而代也”是中国的思维，所以希望称王称帝的人非常多。无论是共和制、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制度只能是一纸空文，在没有什么社会势力能够推进共和制的历史条件下，“真命天子”出来以前，都会引发争斗。

杨度虽然对国情了解得比较多，但也单纯地把军事权威丧失的局面，归咎于辛亥革命实行的共和制，打破了中国的稳定，结果连立宪制也没有了，而无视清王朝的解体过程，忘记了中国的传统。因此，他很简单地看重名号的作用。他说：“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他相信袁世凯是一位英主，能够像德国皇帝威廉第一，日本明治天皇，“以专制之权，成立宪之业”，他盲目地相信，君主制可以提高袁世凯的权威性，袁世凯为了子孙的安全，也一定会实施立宪民主制，并且能够建立丰功伟绩，解决清王朝崩溃造成的权威失落的问题。

梁启超对局势的认识比杨度明白一点。他认为无论是君主制改为共和制，还是共和制改为君主制，“国体”的变更都是革命，都会引起社会的动荡，所以，不希望袁世凯违背自己忠于共和，不恢复帝制的承诺。但他认为，在共和国名义不变的前提下，一个独裁（开明专制）的总统，自由决定传子还是传贤是保持社会稳定最好的制度。

袁世凯于1914年6月召集了参政会，这个袁世凯遴选的参政会一直开得冷冷清清，但却制定了修正的《大总统选举法》，于12月29日由袁世凯公布。根据这个选举法，大总统任期十年，连任没有限制，由参政院议决，即可连任。实际上让袁世凯成了终身总统。总统继承人，由现任总统推荐候补者三人，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现任大总统出缺，由大总统选举会在这三人中选举一人。

梁启超当时就写了《读〈中华民国大总统选举法〉》一文，认为修正的选举法，足以“定分而息争”，符合中国目前事势的要求。他强调指出：如果大总统去世，在前大总统推荐的三人中选举一个人继位，而全国军队及至其他各方面人物之有政治上势力者，都能够予以遵守服从，那么，这样的继承办法，则“岂惟今日之良法而已，虽谓十年以后之良法，谓为永久之良法，谁曰不宜”。

杨度提出《君宪救国论》之后，梁启超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中，再次重申《大总统选举法》足以解决权力继承问题。但梁启超毕竟是个明白人，他提出了一些条件，第一，就是大总统要通过良好的政绩来巩固自己的威信。第二，要有办法预防野心家。第三，要选择和培养好接班人。依照《大总统选举法》，无论传贤传子纯属前任大总统之自由。有了上述三项政治措施，就可以安全地解决继承问题：“金匮中则以其名裒然居首，而随举不足重之二人以为之副而已。如是则当启匮投票之时，岂复有丝毫纷争之余地？代代总统能如是，虽行之数百年不敝可也。”看来这个制度是中国的创造。可惜，在当时未能成功地予以实践。

杨度看到了这个制度缺乏实践的可行性。他认为，现在面临的继承问题，不是制度问题，而是实际的政治局面问题。因此，这个制度靠不住：“总之，实际理由仅有一焉，曰：无惟一适当之人是也，因无一人，故拟三人，名为一人，实无一人。夫人之资格势力，果能统一全国，为继任之大总统否，此事实问题，非法律所能解决者也。国中果有此人与否，尤为事实问题，非法律所能解决者也。今中国无适当之继任大总统，乃事实上无可解决之问题，而欲以法律之空文勉强解决之，如何而能有效也？”也就是说，袁世凯以后，没有一个权威的继承人，中国必然分裂，这是事实，而不是依靠法律就能解决的。为什么一定要改为君主制？就是要利用传统的家天下的血缘继承观念。他举了个例子：“前清左宗棠之平定回疆也，恃刘松山为大将，独统一军，刘松山没，继统无人，用其偏裨，则其余不肯相下，分为数军，则兵力必薄，刘锦堂为松山犹子，一无战绩之少年也，左宗棠拔之，继统其军，一军皆服，未必其聪明才力遂出诸将之上也，其天然资格，无人与之比较耳。”当然，杨度也知道，软弱的君主，是很难镇服强悍的军阀权臣的。所以，他的理论逻辑就是希望袁世凯在改成君主制以后，为了后代的利益，实行君主立宪制。他盲目地相信袁世凯能成为这样的“英主”。

所以，杨度和梁启超争过来，争过去，实际上都没有办法解决北洋系统未来的分裂问题。梁启超只是意识到，你袁世凯越折腾，政治局面只会更混乱。如果袁世凯依靠现在的一点威信，在政治上有所作为，那么，或许还有希望。所以他甚至这样说：“是故中国将来乱与不乱，全视乎今大总统之寿命，与其御宇期内之所设施，而国体无论为君主为共和，其结果殊无择也。”否则，中国社会必然分崩解体。

但是，袁世凯在政治上已经没有能力有所作为，他只有把强化权力的希望寄托在称帝上。梁启超看到袁世凯执意称帝，大势已去，率先策动了护国运动。一个和平的改革派，也不得不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是谁逼死了袁世凯？

在二次革命以后，孙中山和黄兴意见分歧，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成为一个狭隘的革命组织，而黄兴一派的欧事研究会更是一盘散沙。他们对袁世凯的统治已经构不成威胁。袁世凯准备称帝后，孙中山的主要助手陈其美于1915年12月5日，在上海策动肇和舰起义，因孤立无援失败。但打响了反帝制的第一枪。然而，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始终未能集结起有震撼力的力量。辛亥革命时，上海商界曾全力支持陈其美，而在护国运动中，他们不希望陈其美再在上海策动革命，而是希望南京冯国璋宣布独立，维持东南一带的秩序。上海绅商致函冯国璋说：“上海为通商重地，又为党人渊薮，尤多激烈分子，数日来设法间接劝阻，谓下游举动，总当静候高峰。各派崇拜虎威，企以俟今。时机急迫，势难遏抑，万一暴动，则全局均为破裂，而地方之糜烂，交涉之困难，实属不堪设想。绅商等目击情形，惊惶失措，今晨邀集南北商界筹议，皆谓非上游立刻发表(指南京宣布独立——引者)，万不能镇定下游。”

梁启超与蔡锷策动云南军队发动护国运动，力量也很有限。护国军甚至到不了长江一线。这小小的一点冲击力，就把洪宪王朝冲击得七零八落。这并不是说，北洋军队已经完全没有战斗力了，而是因为北洋系统已经分裂。

北洋大将段祺瑞、冯国璋的心目中，袁世凯的天下是他们帮着打下来的，野心勃勃地等着继承袁世凯的遗产。袁世凯和杨度以为，有了君臣名分，就可以抑制他们的野心。而事实上，他们羽毛渐丰，既不愿意向袁世凯称臣，更不愿意向袁的子孙称臣，阻断了自己的发展之路。因此，袁世凯越是想强化自己的权力，他们就越来越离心离德。军阀势力的形成和消解，在中国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一个真正有力量的新的权威的形成，是在社会动员过程中实现的，甚至是经过了残酷的血战才能涌现。袁世凯依靠区区北洋六镇兵力，对社会政治、经济建设的贡献也非常有限，他在事实上并不拥有个人权威的强大基础。只是当时中国人才凋零，才给了他一个虚誉和机会。仅仅依靠一个制度的设计，是解决不了社会政治力量的实际格局的。

在王朝末世，权臣篡位总是为新的权臣树立了榜样。为了控制军队，防止新的权臣的出现，袁世凯于1914年5月8日成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以削弱段的军权，段暂时只能消极抵制。至1915年5月，段称病退居西山，8月29日，袁世凯免去了段的陆军总长职务，由王士珍接任。冯国璋于6月间特地赶到北京探听帝制消息，没有得到袁的一句真话。袁世凯骗他说，他已经在英国买了房子，如果“国民”一定要他当皇帝，他就只好跑到英国去养老了。冯国璋深知自己不被信任，便对帝制敷衍搪塞，不肯出力。12月18日，袁世凯下令调冯进京担任参谋总长，企图使其脱离江苏地盘。冯以有病为名，拒不进京，同时，开始与梁启超秘密接洽，反对帝制，以稳固和强化他在长江一线的势力。

从旧体制内衍生出来的领袖，如袁世凯这样的人，以及他后来的继承人，在加强权力集中的过程中，因为没有社会力量的动员和支持，他的社会基础反而越来越窄小，领袖的度量也越来越窄小，最后成为孤家寡人。这成了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个规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飙起飙落。

1915年8月14日杨度等成立筹安会，正式登场筹备帝制，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接受帝制，实行所谓君主立宪制，后又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但12月25日云南宣布独立讨袁，护国运动爆发，袁世凯惊惧之余，组织征滇军，但段祺瑞、冯国璋都拒绝担任总司令一职，北洋军士气低落，战事不利。而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地相继宣布独立。

在各省离叛的过程中，冯国璋于3月间联合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长江巡阅使张勋（一说为湖南将军汤芗铭），5将军密电请求“取消帝制，以安人心”。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下，于3月22日被迫宣布撤消承认帝制，23日废除洪宪年号。以年号计算，他只做了83天皇帝梦，还没有来得及举行登基大礼，就梦想破灭。

然而，袁世凯还迷恋着权位，企图继续做他的大总统。他希望段祺瑞来帮他收拾残局。但是，段祺瑞完全仿效袁世凯在晚清时的故技，要袁世凯交出行政权力，恢复责任内阁制，同时要袁世凯向他交出兵权。而另一大将冯国璋则以中立者的姿态，于5月间组织南京会议，与护国军方面和谈，要袁世凯退位。袁世凯本来一向身体很好，这时在内外交困之下，于6月6日忧惧病死，年仅57岁。

在护国运动中，孙中山系统、梁启超系统的现代观念和现代社会力量的动员，是非常微弱的。中国社会中的现代性社会势力本来就很微弱，还没有发育起来。因此，他们不可能用现代政治的组织方式，来获得社会力量的支持，完成国家的整合。护国运动的主流，也不是辛亥革命时的民间动员，而是各派军事力量的离叛。先是非北洋系军阀离叛，然后是北洋系地方军阀离叛，最后是原先的亲信大将公然分割他的权力，迫他退位。因此，真正逼死袁世凯的是野心勃勃的各路军阀。袁世凯死后，段祺瑞、冯国璋分割了袁世凯的遗产，形成了皖系和直系的对立。非北洋系的地方军阀，则割据一方。中国进入了军阀混战的时代。孙中山系统、梁启超系统都在护国运动中得不到他们所期望的成果。从主流上说，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中国传统王朝解体之后的必然结果。中国社会的重新整合不可避免地走上从基层动员着手的艰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