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想打动头脑,最后打到胃上”
从一份文学报告看食品安全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夏榆 实习生 吴瑶 发自北京 2008-09-17 13:56:55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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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1从一份文学报告看食品安全2过去的年代,只有食品紧缺问题没有食品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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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关系到政府和国家的形象。各地区各部门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思想,全面履行人民政府的职责,切实把食品安全工作放在突出位置抓紧抓好。
——温家宝


2006年《民以何食为天》入围两年一度的德国“尤利西斯国际报道文学奖”。英文、德文、意大利文、韩文、日文版相继出版。2007年1月,《民以何食为天》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中文修订版。图为意大利版封面

2008年8月,中国作家周勍的《民以何食为天》日文版获日本《产经生活新闻》“期待畅销书”银奖。

这家面向已婚妇女的报纸,从2007年开始举办“夫人选的BOOK大奖”,今年是第二届。各界专家和读者代表从557册报名的出版物中选出各领域的20种书,最后由读者投票决定获奖作品。图书评选分“期待畅销书”、“能提高家庭妇女能力的书”和“想让丈夫读的书”三类,各设金银铜三等奖。《民以何食为天》获得了“期待畅销书”类银奖。

2004年9月,周勍花了两年时间调查,写出十五万字的《民以何食为天》,最初发表于《报告文学》。

这部被批评家形容为“触目惊心”的报告文学一出世就引起各方关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书报文摘》进行选摘。

在2003年的时候,周勍想写一部关于中国人精神消费现状调查的书。起因是看到读中学的儿子所学的教材多年不更新,就想把中国人的精神消费作一个系统的观察。

他对人说这个计划,聊着聊着就有人说,还精神呢,吃的问题远比精神问题大得多。于是他决定把食品当一只麻雀,来解剖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

“比跟踪毒贩还惊险”,是周勍对调查食品安全过程的自况。

2004年8月份,周勍通过“线人”联系到一个专卖“瘦肉精”的老板。讲明是家里老人得了一种慢性病,需要“瘦肉精”做药引子,想买一点。对方开始非常警惕,在线人的一再解说和央求下,勉强答应了这样一种不亚于贩卖毒品似的交易方式——先把钱给他,再告诉他详细地址,然后他再通过邮局快递“瘦肉精”。等一切谈好后,趁对方不注意时,周勍悄悄拿了一把“瘦肉精”。可待周勍和线人坐上公共汽车暗自欢喜地往省城赶了近一个小时的时候,险情发生了:“三四辆摩托车发疯似的拦在了我们的公共汽车前,他们一个个挥刀舞棒,不由分说地几乎是把我颠倒着拖下了汽车。幸亏我也算见过一些所谓的江湖世面,一口咬定就是为家里的老人治病心切,这样方才得以从刀棒之下脱身。”

这个工作做了一半,困难重重。使周勍最后下决心全力投入食品安全调查和写作的动力之一是一件小事。一个西藏朋友的姐姐得了子宫癌,周勍到北京肿瘤医院帮忙去找医生。他在医院的挂号大厅排队。北京肿瘤医院汇聚了同领域最有学术水准和经验的医生,全国各地肿瘤医院到这里观摩肿瘤手术的医生,两年前排队都排到2009年。“有一个小女孩在地上跪着哭,她跟医生说,妈妈的奶牛坏了,求你们给妈妈挂个号,我一下没反应过来,跟她聊,才知道她妈妈是乳腺癌,后来还真帮她挂上号了。我跟一个著名的肿瘤学家谈,她说三分之二癌症是吃出来的。妇女得乳腺癌和子宫癌与缺乏安全性的饮食和化学品的污染有关。乳房是每个人生命得以延续的东西,子宫是每个人生而为人之前的第一所房子,这些都被病患所损伤,不做点事会觉得自己没法面对。”

《民以何食为天》发表后,周勍曾先后访学于美国、德国、意大利、法国、瑞典和俄罗斯的相关学术机构,就全球性的食品安全问题做多场演出,他成了一个食品安全的布道者。


过去的年代,只有食品紧缺问题没有食品安全问题


“吃的问题远比精神的问题大”
南方周末:
当初为什么想写这样一本书?迄今为止读者对这本书的反应出乎你意料么?

周勍:实际上最先是想做一个中国人的精神消费。我想把中国人的精神食粮是什么东西,做一个切口。聊着聊着就有人跟我讲,还精神,吃的问题比那个大得多,我开始做的时候想把食品当作一只麻雀,来解剖当代中国社会问题。2002年下半年我开始做的时候,中国食品业一片太平,没有什么事。我本想打动别人的思想,最后打到别人的胃上。从头脑滑到了胃。我的书刚在《报告文学》上发表的时候,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就有人买到了,他们摘录了约两万字发在《书报文摘》,据说高层很多人都批了字,他们觉得我的书还是比较正面的。从这本书出版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恶意的评价。

南方周末:写完《民以何食为天》以后,你还继续关注食品安全的问题么?

周勍:还在关注。我到各地演讲,国内国外跑了很多地方,具体的想法基本就是“自救”吧。就是要教会大家如何应对食品安全的问题,要教会消费者,更重要是教会加工者和生产者如何加工生产,当然这应该是政府的责任,但也是民间的责任。农民如果不知道如何加工自己的食品,消费者如果不知道怎么消费,那是很可怕的事情。我觉得这是民间社会应该负起的责任。我在日本认识一个老太太,她在日本搞无公害农业,她就是一个家庭妇女,但搞得非常好,跟她周围的人十家八家联合,然后再跟附近的农场签订合同,说你们种粮食和菜的时候不放农药或者少放,按规定放,我们这几家人就上你那里采购。这就会形成良性的互动。这个日本老太太是1970年代搞的,日本那时民族主义兴盛,人们说她是疯子,砸她家门,砸她家玻璃,烧她家东西,但是到现在,这样的机构遍布日本全国。中国现在也有,北京有个农场主,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台湾人陈礼贞,她在东郊搞了一个名叫又牛又绿、七十亩的家庭农场,跟日本一样,十几二十家人,都在那里定期采购,这样慢慢地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食品安全的环境,我觉得这是中国将来的希望。改变食品安全状况,教会生产者、消费者应该学习的东西,更重要的是培养一个人的群体组织能力,这是对将来社会变革、变化的良性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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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朱又可 实习生 巩一璇 王治寿 陈伊玮 网络编辑: 莫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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