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不是假扮的吧？” 北京奥运村的宗教志愿者

把望弥撒当作与天主的一个约
在贯穿奥运会及残奥会的两个月间，天主教志愿者所在的基督教一室共举行了三十余场弥撒。除了每周日上午9：30的弥撒是固定安排，其余二十余场弥撒是应波兰、奥地利、意大利、德国、加拿大等国体育代表团的要求临时增设的。

在滕昭智眼里，最虔诚的是波兰团，他们两三天就会来预约一次弥撒，有一次他们预约了下午三点钟的弥撒，但是当天下起了瓢泼大雨。下午两点五十五分，还没见一个人影，宗教中心的志愿者们都以为他们不会来了。没成想，三点钟一到，三十几个运动员准时到场，每个人都被淋得湿透，他们是骑小轮车从奥运村赶过来的，没有一个人带雨具，他们的住处离宗教中心步行大概需要二十几分钟。

“他们真是把望弥撒当作他们跟天主的一个约。”那一刻，身为天主教修士，滕昭智颇有些自豪。其他更多时候，他的“天主教意识”并不那么强烈。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的志愿者同处一个屋檐下，各宗教之间的争端差不多被忘干净了。

伊斯兰教一天有五次礼拜时间，每当听到伊斯兰礼拜殿里唱起阿拉伯语赞美诗，滕昭智和一起在前台执勤的基督教志愿者马上会走到伊斯兰教的接待台前，替去做礼拜的阿訇值班，“不用说，我们自己就过去了。”

在平时，通晓阿拉伯语和印巴语但是英语差一点的阿訇和法师们有应付不了的问题，基督教和天主教志愿者就会主动过去帮忙。师惠敏神父24小时当班，宗教中心里哪出现语言障碍，随叫随到。“就我知道的情况，我们基督教一室没有一例因为语言有障碍，不能提供宗教服务的情况。”赵庆龙神父说。“我们平时的训练，听英美英语多一些，大致都能听懂。但是很多运动员的英语是带‘口音’的，真是很难懂。比如天主教徒的英文是Catholic，有的来访者给说成卡萨拉克，那你真是猜不出他说的是什么。”滕修士说。

“我不知道国外代表队的随团牧铎（神父、牧师）住不住在奥运村里，但是他们的注册牌跟运动员是一样的，我想他们至少能自由出入奥运村。”滕修士说。

另一个天主教志愿者小组的寇素珍修女曾遇到十几位巴西运动员参加刘振田神父主持的周日弥撒。寇修女提前把打印好的中英文对照的弥撒程序发放到每一位运动员手中。在弥撒通常的程序之外，当天特意为运动员安排了用英语为自己心愿祈祷的环节。“英语不是他们的母语，他们说得磕磕绊绊的，但都很虔诚，很高兴。”寇修女认为，语言不是信仰的障碍。

天主教教友、残奥会赛艇队运动员董红岩从小患有小儿麻痹，18岁进辽宁省残疾运动员自行车队。在训练中右腿骨折，手术后退役，在家学修车之余，参加县市级、省级、国家级残疾人羽毛球比赛、田径比赛、坐排球比赛，铜牌、金牌都得过。2007年，不会游泳的董红岩入选国家残疾人赛艇队。国家赛艇队队员每人每月有300元补助，董红岩靠这笔钱生活，不向农村的父母伸手。比赛之前，董红岩用教练的电话给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明天中午电视上“演”他们。

在奥运村，寇修女印象深刻的就是董红岩，他来宗教中心参观，过几天又在电视上看到他。

运动员与“中华圣母”合影
志愿者所在的宗教活动中心由一组U字型的活动板房组成，顶棚是波纹起伏状的白色帆布。赵庆龙神父说，宗教中心和运动员餐厅、志愿者餐厅是奥运村仅有的几处临时性建筑。

宗教中心毗邻志愿者餐厅，志愿者餐厅离运动员餐厅有300米左右的距离。但因为运动员公寓范围很大，距离最远的运动员大概要步行二十几分钟，才能从公寓到达宗教中心。奥运村里有摆渡车，但摆渡车的线路是固定的，宗教中心只是其中一站。如果运动员所在地点刚好在摆渡车线路上离宗教中心比较远的地方，坐摆渡车绕来绕去，反而不如步行便利。

宗教活动中心外部有醒目的黄色标志牌，上写Religious Center,但没有宗教标记，“因为七大宗教齐聚同在一个屋檐下，不可能用任何一个宗教的标志作为中心的标志。”滕昭智修士解释。每个宗教活动室的门口也有醒目的黄色标志牌。“U”字型宗教活动中心的一边是基督教一室、二室和三室，分别为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的临时教堂，U字的另一边是伊斯兰教的静修室、礼拜堂和佛教佛堂。U字型底部是犹太教和印度教的活动室。

布置每个活动室曾让志愿者们颇费心思。志愿者进村的时候，每个活动室都是四白落地，志愿者们用了十几天的时间让临时教堂、静修室和佛堂像样起来。

基督教、天主教的志愿者还把《圣经》经文写成隶书、楷书、草书等多种字体的条幅悬挂在活动室四面墙上，以体现宗教气氛和中国传统文化。但东正教的俄罗斯神父认为这种布置不伦不类，三个活动室的条幅都被取了下来。

在天主教活动室，取代书法条幅的是记录耶稣受难情景的14幅苦路壁画。用以体现中国文化特色的装饰变成了中华圣母像。这位中华圣母以慈禧的一张大型油画像作样板，以显示圣母为天地之后，地位崇高，雍容华贵。她穿着中国皇后服饰，佩以珠翠金冠，坐在宝座上。小耶稣穿着中国太子服饰，云鞋锦袍，头戴金冠，站在圣母怀中。“中华圣母像是漂流海外的澳门同胞‘设计’的。梵蒂冈第一次大公会议规定天主教的仪式必须是统一格式的，语言统一用拉丁文，圣像必须是同一形象；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进行了改革，圣像、宗教仪式所用的语言都可以本土化。”赵庆龙神父说，中华圣母像成了基督教一室的一个“亮点”，很多运动员在做完弥撒后跟“中华圣母”合影。志愿者还把小的“中华圣母像”作为礼物送给运动员。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雕像悬挂于面对门的墙上，紫红色的纱帘帷幕状悬挂于雕像两旁。活动室的地上铺绿色地毯，一排排黑色折叠椅整齐摆放其上。如果没有入口处的中华圣母像和圣母对面墙壁上的十字架，单看纱帘、地毯和折叠椅，你会以为自己来到了某工会的活动室。

作为一间临时的教堂，这样的布置已经足够周到。活动室里还备有举行宗教仪式用的葡萄酒、供神父主持弥撒时用的红色封皮、封面烫金的礼仪《圣经》，志愿者们还带来一架“美德理”牌电子琴，以备唱圣歌之需。

中国惟一一家也是世界上产能最大的圣经印刷厂家——南京爱德印刷厂印制的《2008北京奥运纪念版圣经》整齐摆放在活动室入口处，供来访者自由取阅。

1988年，爱德基金会（中国基督徒发起的民间团体）和联合圣经工会合作开办爱德印刷厂。联合圣经工会注资700万美元，运来印刷机、纸张和技术专家。1994年，国内生产厂家掌握了《圣经》专用的薄纸的制作工艺之后，纸张由国内供货。

此次《2008北京奥运纪念版圣经》共有三个版本，蓝色硬壳封皮的《圣经新约》，陈列在天主教活动室外。黄色封皮大开本的《新约》和印有北京奥运会会徽的《四福音书》陈列在基督教活动室外。《四福音书》在奥运会会徽之下，有做了模糊处理的运动员群像，乍一看有点像人口教育读本。

“让我们空空地来，饱饱地走……阿门”
北京联合大学民族与宗教研究所教授佟洵是国内最早提出奥运会应该关注宗教问题的学者之一。在随其所在的“奥运文化研究”课题组出国考察的时候，佟洵发现很多国家的奥运冠军把奥运会上用过的足球、自行车、击剑用的头套等物品献给当地教堂作为纪念。而很多运动员都有在比赛前和比赛后祈祷、感恩的宗教习惯。

2004年，佟洵把她的研究心得写成文章《应重视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宗教问题》。这篇文章首先发表在统战部的内部刊物《统战之窗》上。

2007年，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在十七大上承诺，北京奥运会期间的宗教服务不会低于历届奥运会水平。

2008年奥运会期间，宗教活动中心“依国际惯例，提供宗教服务”的报道经常见诸各种媒体。然而“国际惯例”究竟是什么，赵庆龙神父和滕昭智修士都说不清楚。“国际惯例”没写在国际奥委会的文件里，没写在奥组委下发的志愿者手册中，它似乎只存在于每位志愿者各自不同的理解中。事实上，奥运村设立宗教活动中心是非常晚近的事情，一种说法是从2000年悉尼奥运会开始，一种说法是从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开始，2008的北京，并没有太多可供借鉴的经验。

不过，佟洵2004年那篇文章中提到的几条建议：“在2008年以前对北京现有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修缮”，“在奥运村为运动员开辟临时的宗教活动场所”……先后被一一落实。

奥运会让崇文门教堂焕然一新。正副堂内部和地下室都重新进行了内部装修；北京市政府以每平米8万元的价格把周围原属于教堂的地产买了回来，建成小礼拜堂；二十年没有整修过的内部电网在奥运之前彻底排查一次；缸瓦市教堂配备了50部同声传译的耳机……

这不是北京市第一次修葺教堂。2000年，为配合王府井大街扩建工程，北京市政府拨款1.3亿元对王府井教堂（又称东堂）内外整修一新，加设喷泉和地灯。整修过的东堂成为京城新婚夫妇拍摄婚纱照的热门外景地。夏天，教堂前的广场上常聚集吹拉弹唱、自娱自乐的市民。

普通人不会注意到，在奥运火炬接力的火炬手中还有一位天主教的神父。但对天主教徒来说，这是大事。北京教区副主教高阳做火炬手的时候，北京教区曾专门找了一辆金杯车，想去现场助威，但因安保的原因没有成行。

2008年9月5日，在清华东路一个普通居民楼内的基督教聚会点，十几位耄耋之年的教友聚在一起，说起今天谁谁没来，做奥运会安保志愿者呢，牧师赞许地说，咱们的教友不错，服务社会的意识很强。主持当日祈祷的是一位老大妈，她用地道的京腔说：“咱们的奥运会，那真是，办的各方面都满意，现在残奥会又开始了，我们祈求主，继续把我们捧在掌心，怜悯我们，宽恕我们，给我们慈爱，保佑我们的家人平安、亲友平安，让我们空空地来，饱饱地走……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