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边缘—— 中国原创学科生存观察

体制的症结
“关系科研、权力科研盛行也让原创性研究始终被排斥在主流之外。”

1986年，吴学谋主持的学术刊物《科学探索学报》因为出版社不愿意再投钱而停办，这也葬送了他建构于6年前的宏大构想——扶持所有新学科，共同团结壮大。

失去了阵地，就连吴学谋自己发论文也成了问题。他曾经把文章寄往国内一些主流学术刊物，但等到的都是“看不懂”或“稿子太多”的回复。

这个担任国际多份学术刊物副主编和编委的数学家，在国内却遭遇冷落。而且在各级科研基金的申请上，吴学谋的纪录至今仍保持为零。

“是我们的评价标准出了问题。”蔡文说，“现在我们是用跟踪式研究标准来评价新学科，而且多数是外行评内行。”

蔡文认为，跟踪式研究的其中一条评价标准是看该学科有多少个博士生和博导等。“新学科不可能具备这些，而且评审的人很可能对这个新学科一窍不通。”蔡文说。

“潜科学”一词的流行始于上世纪80年代，是指孕育中的科学，类似“科学胚胎”或“科学幼芽”。当时上海办的同名杂志《潜科学》曾影响巨大，成为当时各式新学说的乐园。

“组成论”学说建立者、73岁的气象学者张学文是“潜科学”的支持者：“潜科学是一种精神，它相信任何一样非主流的东西在不久的将来也能成为主流。不能一棍子打死。”

但仅仅坚持了几年，1980年代蓬勃发展的“潜科学”潮流却以《潜科学》杂志的停办而转入低潮。

1990年代后期，国内又陆续上演三件影响深远的争议事件：山东大学张颖清的“全息生物学”；徐业林的无偏二极管；蒋春暄的费马大定理证明。

这场大辩论至今尘埃未定，最终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中国的科学体制上。

“中国的科学体制是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蔡文说，“现在大多数的科研计划都是跟踪式的研究，没有给原创性研究提供足够的氧气。此外，关系科研、权力科研盛行也让原创性研究始终被排斥在主流之外。”

“科研领域只认第一，不认第二，如果老跟在西方后面，真正革命性的成果将与我们无缘。”原国家计委科技司副司长严谷良说，“这也是中国为什么难以产生大科学家的原因之一。”

漫长的道路
“希望这片小小的土壤最终能长出大树。”

我国数学泰斗、中科院院士吴文俊亦感同身受，“我当年创立机器证明的初期，国内数学界也大惊小怪，认为奇谈怪论，直到传到国外，为国外重视并据此做出显著成绩后,，才‘出口转内销’。”

“一切原始的创新往往受人质疑，这在国外也是如此，不足为奇。”他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好的迹象似乎正在萌发。在2003年，科技部、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联合下发了《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提出当前“对于‘非共识’项目缺乏科学合理的遴选机制，不利于一些创新项目的立项”。并决定“公平对待‘小人物’和‘非共识’项目”。“为创新性‘非共识’项目提供探索性小额资助的机会，促进创新人才脱颖而出，鼓励原始创新活动”。

这种新的政策正逐渐让原创者们受惠。2004年2月，包括中科院吴文俊、王梓坤，工程院李幼平、汪旭光四院士在内的鉴定委员会肯定了“可拓学”二十多年的研究工作，并称“它是一门由我国科学家自已建立的、具有深远价值的原创性学科”。可拓学开始由“非共识”转向“共识”。

现在，蔡文已经出了11本专著，成立了可拓学专业委员会，还定期召开全国学术年会。可拓学也被延伸到商业、网络、城市管理、金融等领域。“但这只是一个很小的开始。”蔡文说，“让理论走出实验室，应用到实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现在，这一批早期的原创学科大多已走过30年的历史，她们的创始人也已大多进入耄耋之年，他们境遇不同，命运各异。邓聚龙、曹鸿兴等已深居简出，钟义信、蔡文等仍活跃于学术前沿舞台；“全息生物学”的张颖清已于2004年去世，他晚年潦倒，一度靠卖减肥药度日；吴学谋则在2003年夏天被提名为工程院院士候选人，但很快就以落选告终。

值得一提的是，“组成论”学说建立者张学文开始利用网络重拾上世纪80年代的“潜科学”精神，他的“潜科学”网站成了民间科学家的乐园，各种古灵精怪的理论都能在上面找到对话平台。张学文也把毕生的积累无偿发布在网上。

“希望这片小小的土壤最终能长出大树。”张学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