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奥奶奶”讲法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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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欠公平的世界上，法官多多少少代表了公正。遗憾的是，国内有关法律对法官任职的资格限制却近乎于无，只有短短的一句“应当具有法律知识”，缺少具体的专业要求。有鉴于此，贺卫方教授感叹道：“我奶奶也可以当法官。”“我奶奶虽然是文盲、不识字，长期在农村生活；但我觉得她有法律知识，例如她经常说‘小偷不犯死罪’，后来搞‘严打’，把小偷也判了死刑，我奶奶就觉得违反了她的法律知识、不可理解；她还说过‘不义之财不可贪呀’之类，这些都是法律知识。”按上述条件，贺奶奶当然可以去当法官。不过，现实是，贺奶奶终其一生只是名家庭主妇，没当上法官。

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法官
在浩瀚太平洋的另一端，确有一位祖母级的妇女当上了法官，而且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这就是桑德拉·奥康纳。1981年，她被里根总统任命为大法官时，已经51岁，按中国现行的退休制度，已经快到普通女性的退休年龄了。但对奥康纳来说，生命中最光辉的历程才刚刚开始。说来有趣，这位“奥奶奶”与贺奶奶还真有些相似之处。她也是乡下人，长在美国西南部人烟稀少的农场；也曾经做过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也爱给儿孙讲故事。所不同的是，奥奶奶比贺奶奶幸运得多，受过良好的教育，16岁就考上名校斯坦福，22岁就以年级第三名的成绩拿到斯坦福的法律博士。然而，在性别歧视严重的1950年代，成绩远不如她的男同学都找到了体面的工作，她却只得到了一个女秘书的聘书。不得已，她只好先成家，后立业，跟着军人法官的丈夫，去德国做随军家属，养育了三个儿子。1965年，小儿子到了上托儿所的年纪，35岁的奥康纳才走出家门，成为州政府的检察官，并最终成为美国最高法院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大法官。

在出任大法官的最初19年里，奥康纳走遍了全美50个州，进行美国式的“普法教育”。于是就有了这本《法律的尊严：美国最高法院一位大法官的思考》。这本由28篇演讲构成的小书，涉及美国法治的梦想、宪法的历史、最高法院的运作、大法官的任命和生平以及妇女与法律。在专业学者看来，此书内容过于浅显，讲述的都是美国法治的ABC。但是，这些ABC出自一位大法官之口，却让读者“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无形中强化了法治的神圣性和普法教育的权威性。更重要的还是奥康纳的讲述方式，娓娓道来，平缓流畅，既无大法官居高临下的架子，也无学者故弄玄虚的把戏，有着女性常有的细腻，奶奶特有的耐心，法律人应有的严密。

强调公民参与
在讲宪法时，通过讲述“吉迪恩案”（穷人律师权）、“斯科特案”（黑人公民权）、“布朗案”（黑白分校）和“罗伊案”（妇女堕胎权）等宪法大案，奥康纳一再强调公民参与在维护宪法传统和宪政秩序的重要性，将最高法院的作用置于美国政治进程之中而非之上来考察。她告诉读者，“宪法首先是由人民而不是法官来解释和传承的。在保持我们宪法持续运行的进程中，司法部门仅仅是中间的一步。”（31页）最高法院的宪法裁决看起来是最终的，实际上并不尽然，它与美国政治及民意的关系“不是一种一系列的命令关系，而是一种对话的关系”（36页）。这样，她就非常自然地把维护宪法的责任，从极少数法官身上转移到全体公民的肩上：“审议法律草案合宪性的州和联邦的立法者；那些必须花费时间和金钱向法院起诉的当事人；那些必须看到法院裁决能够实施的掌权者（包括总统）；那些最终必须对每个重大的争议作出回应的公民。……我们的宪法不是，也永远不会是仅靠法官群体来维护的”（36、37页）。

通常，奥康纳的听众和读者主要是些普通的美国人，因此，突出美国宪法的平民性是本书的一大特点。美国宪法的平民性首先体现为“它是普通人的文件”。这一说法出自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之口，他曾经打破华盛顿创下的总统任职不超过两届的惯例，连续四次当选总统。罗斯福的这番感慨可以说是事出有因。1937年，面对最高法院经常以5比4的判决宣布其“新政”立法违宪的痛苦现实，罗斯福决定以“填塞”最高法院的方式相对抗，建议国会立法将大法官人数从9人增加至15人。此时，罗斯福刚刚以压倒性多数赢得总统连任，声望如日中天，同时，民主党人也牢牢地控制了国会两院。但是，此议一出，全国哗然：一个民选的总统是否可以大规模地改组他不喜欢的最高法院？全国性的辩论长达168天之久，直到该建议折戟国会参议院。在这期间，美国国会一共收到1000万封人民来信，表达自己对罗斯福“最高法院填塞计划”的意见。美国人的政治心灵面临分裂：他们赞成罗斯福的新政，因为他们相信人民主权；他们同样尊重最高法院，因为他们还信仰法律至上。正是这些普通公民的参与，才使美国的宪法之树常绿。为此，奥康纳写道：“一个国家对民主基本理想的承诺，对每个个体自由的承诺，对男人和女人以及所有人都公平的承诺，在根本上依赖于习惯、传统和千百万普通公民的努力。不管我们的宪法和法律中确立了多么伟大的原则，我们，作为公民，必须致力于共同的工作以实现我们的理想，使这些伟大的原则得以实现。”（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