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国际化如何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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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管制和资本管制的两难
人民币能否保持长期的币值稳定或升值趋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能否实现经济结构的成功转型。它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在需求结构方面表现为经济增长从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向以消费拉动为主；在产业结构方面通过抑中间（控制制造业和房地产业过度发展）促两头（促进农业和服务业快速发展）实现三大产业的平衡发展；在经济体制上实现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型的转换，在经济增长方式上实现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向主要依靠效率改进的可持续增长方式的转换。这种经济结构转型是中国未来十年需要面对的最为重大的挑战和最为紧迫的任务。内部经济结构转型与人民币国际化是本与末的关系，舍本求末的人民币国际化不可能成功，并可能使我们错失结构改革的有利时机。

现阶段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将便利国际热钱的进出，后者可能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加剧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是一个开放中的大经济体，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可放弃。汇率制度的弹性应与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相适应。在资本管制行将失控的关口，政府只能在放开汇率管制和加强资本管制之间作出选择。目前的两难在于：汇率加速升值使出口产业不堪承受，短期调整成本快速上升；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则不断从外部施压以期打开中国资本市场大门。事实上，目前我国货币政策独立性正在丧失：实际负利率、通货膨胀和民间经济信贷资金的奇缺（黑市利率已高达30%-60%）。

“境外金融中心”风险巨大
无论在战略还是战术层，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亦称“境外金融中心”，是非居民间从事国际性金融业务的市场）的做法都面临巨大风险。

战术层面的风险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必然通过市场套利机制和市场心理影响机制产生内外市场的联动，导致国内金融市场的巨大震荡和货币政策的失效。事实上香港H股市场目前已经成为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向国内传递的最重要机制。这也是港股直通车叫停的直接原因。

战略层面的风险又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境外人民币金融市场以及相关的人民币衍生品市场，极有可能成为国际资本远程打击国内金融市场的“金融导弹基地”。

第二个战略层面的风险在于，存在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部分替代或挤出本土金融市场的可能性。当前中国金融抑制情况仍然十分严重，最重要的金融抑制在于行政管制的低利率状态与资本市场融资的行政审批制度。部分具有很好发展前途的民营企业无法从国内正规金融体系获得融资，不得不转向海外股权投资基金和海外上市，可能会导致本地资本市场萎缩，分享高成长成果的权利从国内居民向外国投资者转移等。如果国内金融抑制状态不作根本性改变，而去创建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其后果可能是加快国内金融市场被境外蚕食和替代的过程。这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具有长期不利影响，而且也会导致就业、税收基础和国家货币与经济主权的丢失。

人民币国际化的初步路径
从远期目标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的最佳选择为形成人民币区，次优选择是促进亚元的形成并在其中占居主导地位。在这两种可能性中的最终选择将取决于中国与日本在亚洲地区的相对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力。估计在2015年前后作出相应判断和选择的条件才可能成熟。

近期来看，首先，2015年前中国政府应淡化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重点放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内部基础条件的营造上。深化改革国内金融体制；做大做强国内金融机构，提高人民币支付和结算体系的效率；加快国内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发展；深化利率和汇率制度变革，促进宏观货币调控机制的完善和稳定货币环境的形成。

其次，在涉外货币关系方面，应积极参与并推进亚洲货币合作框架的设计和建设。但是在亚洲统一货币的构建方面应持谨慎态度。中国的成长尚需时日，特别是内部经济结构转型成功与否将决定中国能否赢得亚洲的领导地位。

第三，在可控的范围内稳步推进人民币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流通。与在境外设立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思路不同，我们建议在中国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的贸易和投资中应更多倡导用人民币进行计价和结算，并鼓励中资银行进入亚洲周边国家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提供并尽可能垄断人民币的支付和结算业务，在境内设立人民币的国际结算和清算中心，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真实经济目的和可控性目的。

第四，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改革，实现真正的弹性汇率制度，促进大中华地区率先采取钉住人民币的汇率制度，并增强其在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示范效应，也为大中华地区率先实现人民币统一货币创造条件。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