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绥芬河 2008-09-25 11:18:47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中俄列车大劫案》海报2300多家外贸公司黄了2000家
贸易伙伴中唯一没被“抢走”的人叫亚柯夫，这个俄裔犹太人就是玉米换轿车生意的合作者。1993年，亚柯夫再次找到王学文，希望与他合办航空公司。王学文的第一个反应是，这是个国际玩笑，亚柯夫给他描绘了一个机遇：中俄口岸的换装能力跟不上边贸的发展，保鲜果蔬冬冻夏腐的现象时有发生，绥芬河距海参崴仅220公里，但两地果蔬价格可相差几倍甚至几十倍。
“我管飞行，你管收钱。”王学文被说服了，“中俄合资蓝天航空公司”成立了。“当时也是头脑发热，哪想到建个直升机场会这么难。”
为了争取批航线，这个曾经的倒爷用尽了国内国外所有的资源：反弹琵琶——利用俄罗斯远东民航局局长促民航总局；上层路线——通过战友找到高层的亲属；千里送车——为了把绥芬河仅有的一辆4500沙漠风暴送给一位处长，他甚至遭遇车祸。
三年后，航线批了。
然后是机场立项。为了打通“两大块”（军队和地方）与“四条线”（计划部门、民航部门、地方军区以及空军）的关系，他北京东北两地跑，“痛风发作时让人背着我上楼下楼。”
又是三年，也立项了。
2001年，机场主体工程结束，2003年1月，机场全面验收。只剩下最后一关口岸申请，王学文就被卡死在这里。“就差海关总署，”王学文2006年给时任黑龙江省委书记宋法棠写信，海关总署于是批了三个月的试飞期，“手续还没办齐全，三个月就到了。我算过，再找海关总署，最多也就再批三个月，头三个月得亏进去200万……官员就坐在那里一本正经地给你念（规定），你不打点打点，这本经就给你念到底，我当时真想坚持下来啊，但是中国国情太复杂了……”
他也曾经和当时的市委书记秦玉德盘算着，我就不管了，我飞了再说。“结果也没敢这么做，”他叹了一口气，“我们都是毛泽东时代教育出来的，就想着没申请下来，不能飞！”
王学文还听说，一位处长放出话来：除非是国务院副总理说话，不然不可能批。后来，又有北京的“社会人”找到他：给300万，保证能批两年，王学文犹豫半天，试探着说要给，恰逢那位放话的处长退休，此事又不了了之。
但是，即便没有“命中注定”地押宝机场，转型也是势在必行。“苏联解体后，大家都对形势、对潜在风险缺乏预料，90、91年时，（俄方企业）履约率还有70%-80%，到92年下半年，能有50%就算不错，到93年，20%都不到了。”王学文曾与黑龙江省交通运输局合作，向俄罗斯出口2700吨白砂糖，车皮过去了，钱没回来，运输局起诉他，他为局里几个朋友考虑，庭上直接认输，卖了哈尔滨市的13套商品房还钱了事。
“以前俄罗斯人特别讲诚信，只有挨骗的份儿，1991年以后，中国的外贸公司竞争激烈，竞相压价，互相拆台，俄罗斯人也开始骗人，一车货同时卖给五六家中国公司，最后你就找不着他们了。”孙书林说。到1993年以后，绥芬河2300多家外贸公司黄了2000家，其兴其亡仿佛都是一夜之间的事，倒是那些单打独斗的倒爷们，凭着力气、眼力和冒险精神（当然包括灰色通关），继续往俄罗斯“倒包”，并成就了一批新富豪。“现在绥芬河有几个亿万富翁，我做边贸的时候，他们还都是孩子呢。”王学文感慨。
有人在总结30年中国企业发展时说，几乎所有重大机遇都是政治变革的伴生品。显然，政策的好运气没有一直伴随着王学文。对于王学文自己来说，他的概括恐怕没有那么精妙：“我就是见不着吴仪啊！我要是见到了，我要好好说说。”
说这话时，已经是2008年的8月，下午的凉风摇晃着办公室关不严的窗户，吹在王学文满是皱纹的脸上。
王学文不会再做贸易了，把四川的厂子处理好以后，他打算和俄罗斯谈一个实业项目。当年那些做边贸公司的，很多人亏了，一些被赶下海的公务员，试试水也就游回了岸边；另一些继续在海里扑腾的，现在临近退休，也想讨回公务员的名分——“前不久还刚解决了一批呢！”一位政府人员说。
成功者多属于那些既有运气也有远见的人，他们早早地在俄罗斯设立了店铺；或者是那些赢得信任的人，他们经受住了1990年代初“认人不认公司”的大淘汰。
“倒包”仍在继续，绥芬河火车站每天的国际列车进站时，仍都能看到那些把编织袋紧压到不可能再有任何空间的倒爷，在进站口制造小小的繁荣图景——现在，他们打个的，跑满全城也只要花5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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