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院是让你们相会的地方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石岩 发自北京 2008-09-25 11:41:32 来源:南方周末网络专稿

青年戏剧节题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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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份,孙小杭在两个相当小众的媒体上发布了招聘演员的广告。一个媒体是以北京当周文艺演出、学术讲座为内容的邮件列表“艾威特生活便签”,另一个媒体是以戏剧为主要内容的私人博客“当戏剧撞击流星”。

广告词写得很有煽动性:表演究竟是一种技巧/还是一种态度,一种情感,一种欲望,一种“我还活着”的求证过程?/我们期待任何人的驾临,如果你符合下面的条件将受到更特别的期待:

无任何戏剧舞台经验之人
特别厌世或者特别热爱生活之人
关注民生或玩世不恭之人
淡泊名利或物欲旺盛之人
生物钟混乱、黑白颠倒之人
有乡村生活经验的非北京土著之人
被房价残酷折磨或沦为房奴之人
宁愿骑车、徒步,而决不买车之人
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或怀旧之人
自命不凡、生不逢时或极其普通之人

三十几人通过E-mail应征,孙小杭只问了他们的联系方式和职业,便把这些人悉数招进他的大屯live表演工作坊,“我从来不说谁不行,别让人淘汰人,让事淘汰人”。 

三十几个报名者,真正到场的有25个。工作坊很怪,头一个训练是“请表演一下红色”。胆子大一点的,或者挥动双拳,表示情绪暴烈,或者唱起革命歌曲。有几个人完全不知所措,小声嘀咕:这叫什么玩艺?红色怎么表演? 

经过两天的工作坊,25人剩下17个。其中有律师、电视台编导、网站编辑、待业青年、在读博士、私立大学二年级学生和群众演员、女性杂志的记者 

对这17个人,孙小杭有两个要求:第一、时间必须有保证,在未来几个月里,你们没有周末。每周六日下午2点到晚上9:30都是排练时间;第二、要有开放的态度,接受新的表演方法。孙小杭对“演员”们的承诺是:在一起训练三到四个月,建立起基本的艺术共识之后,排一个戏,找个剧场去演。 

观众全部被轰到舞台上

912日,《十二个人拼出来的》在北京安徒生剧场上演。观众全部被轰到舞台上,幕布在他们身后拉上。剧务拿出一捆捆的小号塑料手电筒,一个观众发一支。穿着大T恤的孙小杭站在人堆里,用双手做成喇叭:“一会大家看谁演的好,就用手电照谁。你们不用坐成一个圈,虽然这圈里有个镜子,好像很醒目,但它决不是舞台的中心。这个戏没有中心,按照传统的观演习惯选择座位,会吃亏的。” 

他坐下去,手电筒星星点点地亮起来。一个长发男孩站到镜子前,掏出牙刷刷起牙,他透过头发的缝隙久久凝视镜子里的自己。戏想必在这里开始了,男孩身边聚起一小堆观众。纸被撕碎的清脆声响很快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舞台深处,女孩A撕起书来,一边撕,一边说:“I feel lonely, I need someone。这时候,镜子前的男孩做游泳状,与此同时,舞台前端,女孩B弯腰在塑料盆和搓衣板上洗起塑料袋。 

按照孙小杭的设想,当游泳的人游得很累,躺在那不想动的时候,女孩C将深情地唱起《三套车》。但让他始料不及地是,演出开始一分钟,就有一个观众走过去问他,你这个戏有台词吗?没什么台词,孙小杭答。那我能演吗?那个观众又问,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观众掏出手机,用手电筒的灯光和身边的人互相追逐、拍照。 

慢慢地,舞台上的手电筒不再扎堆,人们像夜游神一样,走来走去,有的观众把包放在地上就走了,包恰好盖住了演员的道具。故事到处发生,没有人在意谁是演员、谁是观众。 

一个胖女孩在舞台的柱子上贴起美女海报,每贴一张就掏出手机,支颐扭颈地在海报前照像,海报越贴越厚。几个年轻人坐在地上,轻声地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两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在妈妈跟一圈手电筒的环绕中,表演起“天线宝宝”。三五个朋友围在一起聊天:我上大学之前,从没看过话剧……

大家各自尽兴的时候,一台摄像机架在孙小杭跟前,一个记者模样的人问:请问导演,这就是你要演的话剧吗?你这戏打算怎么收场?孙小杭笑嘻嘻地说:今天这局面确实有点失控,不过没关系,剧场就是让大家释放自我的地方。我怎么收场?怎么收都行,没准儿我喊一嗓子,这戏就结束了。 

这并不是戏的一部分,“记者”是观众即兴扮演的。 

演员小窝穿着跨拦背心和大裤衩在舞台下头踢球。他本意是要射门,但是没有门,只有墙,球每次都被反弹回去。小窝身边的观众越聚越多,他的每次大力射门和秋更大力地反弹都让观众屏住呼吸。 

小窝本要演一个“残酷青春”的故事,但观众很快加进来恶搞。一个很宋世雄的声音为他做起解说:运动员带球的技术不错,我们看到他晃过了几个人,很快来到球门前,飞起一脚……另有几个观众则从斜刺里猛跑过去,抢小窝的球。 

“我突然觉得我是卓别林,是一个小人物,我得拼命保护自己的球”,小窝很快调整了自己的表演。但也有一些演员做不到这点。 

在剧场里不停地分裂 

严珺的表演是在黑板上不停地写字,她要写的东西涉及到她一个朋友的死,对她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观众在她身边走来走去,让她觉得自己是在西单的大街上,她的故事完全没有受到尊重。曲媛媛在舞台的一角撕纸,撕碎的纸片在地上撒成一堆,她念念有词:This is my Island. It belongs to me. Nobody can come here.偏偏有观众在她话音未落的时候,跳到她的岛中央。 

严珺和曲媛媛都觉得自己在表演中受到了伤害。“有时候演员需要付出这种代价——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自己撕开。在撕的过程中,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风吹到她的肉了,她很疼”,孙小杭说。 

孙小杭自己也不爽。按照他本来的设计,演员的表演次第出现,彼此呼应,像一首短诗。但现在,观众的即兴参与完全打破了戏的节奏,让他颇感遗憾:“观众的参与,不是庙会。它再鲜活,也没有早市精彩。观众的玩啊、闹啊,一切孩子般的行为,最后一定要升华。如果仅仅停留在我们今天HIGH了,或者,我们今天在剧场造了一次反,那太肤浅了。” 

第二天演出,孙小杭调整了舞台的布局。观众依然被赶到舞台上,依然人手一只手电筒,但是不能随意走动,只能在舞台四周围坐成长方形的一圈。在前一天晚上感觉受冒犯的演员不自觉地向心观众发泄自己的不满。曲媛媛上台后,一直在说:昨天我表演的时候,一个男的一下子就跳到我的岛上,我非常难过……观众不明就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岛在哪里。小窝在舞台下踢球的时候,很多观众看不清楚,想站起来但是没人敢站起来。“又回到了以往那个冷酷的观演环境里,完全是脑子活动,身体不参与”,孙小杭不喜欢第二天的演出。 

第三天,舞台又变了。观众围成一个圆圈,演员在全里表演,观众可以拿手电照,可以随意走动,但是不鼓励介入演员的表演。 

三天、三种舞台布局让孙小杭第一次直观地意识到观众和演员之间的对立:“戏剧在很早以前,是整合人、统一人的,但现在,它在剧场里不停地分裂”。 

“观众有一点小小的怨气,在剧场里,长期被摁在椅子上,必须看,只能喜欢或不喜欢,没有其他的参与方式。他理解不了的东西,他就认为是没有意义的;演员也一样,自己的表演不被理解,就是观众素质低。这种东西长期积累下来,就变成了一种被压抑的冲动。当它被突然释放出来的时候,其实带有小小的破坏性: 

第一天,观众先是疑惑,我能演吗?他试探,动动演员的头发,揪演员一下——以前你们都那么远,现在就在眼前,演员撕纸,他也过去撕……这时候,他的参与带有恶作剧的性质。后来,他见没人拦着,胆子越来越大,直到最后自己独立表演。这才是真正意义的表演,他的表演和演员的表演是完全并列的,谁也不干扰谁。” 

“你们天生站在玻璃墙的两边,各自都应该努力”,孙小杭在戏单上写道。演完〈十二个人拼出来的〉,他特别想念起以前看过的一个外国戏: 

观众坐在台下,演出快要结束的时候,演员走下去,非常有诚意地向观众伸出树枝。演员握着树枝的一端,观众握着树枝另一断,一前一后穿过舞台。运完一个观众,再运下一个。演员把所有的观众渡过舞台,戏就结束了。 

手电筒就是权利 

孙小杭没有想到,单单一只小小的手电筒就赋予观众那么大的权力。手电筒的点子,是演出前几天他才想到的。既然彼得-布鲁克说“只要在人的注视下,另一个人的行动就是表演”,干脆让这种注视物理化。手电筒就是注视,手电筒就是权利。 

这个办法是贴切的。因为《十二个人拼出来》不是惯常意义上的表演,而是一组个人表达。 

经过几个月的排练,大屯Live工作坊的17个成员缩减为12个,每周末下午两点到晚上9点排练对很多人来说是个不小的考验。况且排练又是那么的“不靠谱”:要么去午夜12点的医院急诊室观察人的苍老、脆弱、疲惫;要么在大街小巷兜兜转转,观察北京的多变。从高楼大厦转到拆迁的平房,再到足球场那么大的开阔绿地,但是只能看自己锁骨以上的东西。 

第一个月的一个重要训练是“闭上眼睛,想象你在看一棵树”;第二个月仍然是想象自己远远地看一棵树,风在吹拂它的枝条,河水从它脚下哗哗流过;第三个月还是想象自己在看一棵树,但是可以走到树下。 

这些魔鬼训练结束之后,离青年戏剧节的开幕,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孙小杭问他“演员”:如果我给你一个机会,让你表达你最想表达的东西,你会演什么?十二个人给出十二个答案。 

北师大中文系的大二女生肖竟说,我想表达,吃就是我的生活。林业大学大四男生张志明说,我非常热爱表演,我就想表现这个。中央台的编导彭瑶说,我一个人在北京,特别想家。 

待业青年赵炎说,我老做梦,梦见一个9岁的孩子恨我。那个9岁的孩子就是我自己,我9岁的时候,认为世界很美好,我要成为这个世界上一个重要的人物。但是现在我一事无成,只是一个记忆接收器。 

律师王佳月说,我很焦虑,因为我老是听别人的,考大学、工作……自己好像没做过选择,而且我又这么胖。 

来自河北涿州的侯俊峰是一个四岁男孩的母亲。她说,我想表达: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孙小杭说,没问题,什么都可以表达,关键是用什么形式表达。 

把你的故事系进水里

张志明长得很帅,但他对自己的牙非常不满意,认为不够白,他经常会花一个小时的时间刷牙。孙小杭说,你长得帅是你表演的最大障碍,跟我合作过的演员,没有一个是帅哥靓女同时又能做一个好演员的,因为他们不敢暴露自己,对形象的在意无时不在。于是,张志明的表演就是像河边的水仙花一样,长久地站在镜子前刷牙。 

王佳月告诉孙小杭自己爱戴假发。孙小杭问,你的关于美的概念是从哪来的?王佳月说,看时尚杂志。于是王佳月就用不断贴海报并在海报前拍照的形式,来表达自己从没做过选择。 

想家的彭瑶则用拼命钻进一口箱子,在箱子里说谁也听不懂的家乡话,来表达自己在北京的无依无靠。在表演中,她会把箱子扣在头上站起来。箱子里的大小物件和食品的碎渣兜头掉下来。那个瞬间,总让孙小杭特别感动。 

侯俊峰之前就和孙小杭合作过,在孙小杭的《一个戏》里有过本色表演。《一个戏》的主要道具是一个无头人偶。戏演到一半,人偶碎了。侯俊峰出场,把碎片一块一块地拾起来,企图把人偶重新拼好。孙小杭的游戏规则是,侯俊峰把人偶的任意两个身体部件街上,就可以开头说话,说什么都行。于是,侯俊峰从自己的小学说起:哪年哪年,我上了小学,有人欺负我弟弟,我每天上学都带着一把匕首……我在作文比赛中得了一等奖,领奖的时候晕倒了…… 

她讲的时候,不断有人来抢人偶的胳膊、大腿……她刚拼好的东西又四分五裂了,但是她还是在拼,并且不停地说,一直说到她来北京……最后,人偶的四肢都被抢走了,只剩下没有双臂的上身。侯俊峰把人偶光秃秃的上身抱在胸前,呆呆地站了很久。

“当时我非常紧张,因为之前的戏都是我设计的,但是接下来要发生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孙小杭说,就在他屏息静气的时候,侯俊峰突然唱起了《新年好》。“当时非常非常的打动我,我没有想到,她在这个时候会释放一种善意。” 

有《一个戏》的经验垫底,孙小杭对侯俊峰非常信任。别的演员的表演他都回介入,但对侯俊峰是完全“放任自流”,“她爱怎么弄怎么弄,对她,你只能等”。 

有一天,侯俊峰找到孙小杭说,我需要一个塑料盆,一块搓衣板,一个炒菜锅、一把铲子、一个锅盖,做道具。孙小杭说,这些我都不提供,你必须用你自己的,然后我给你钱买新的。 

侯俊峰点点头。道具齐了之后,每次排练,侯俊峰就在排练厅的一角,在塑料盆里、搓衣板上洗塑料袋。“她每次都洗,直到有一天,她洗出感觉,洗出节奏来了”,孙小杭在一边看着。这时候,侯俊峰掀开那口她还从来没有用过的锅,把她从丝袜包装上剪下来的大美人的画片扔在锅里,用铲子做翻炒状。“哇塞,我就不知道她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孙小杭在一边暗暗地惊叹。 

侯俊峰想在洗塑料袋的时候,讲她小时候和妹妹玩牌的事情。侯俊峰的妹妹在20岁的时候自杀了,侯俊峰想借着自己的表演怀念妹妹。 

“你可以说,带着感情说,但是不能直白地冲着观众说。那样太廉价,可能出了剧场,就变成了人们的谈资。你可以对着水说,然后用塑料袋把水系起来”,孙小杭给出他对侯俊峰唯一的建议。侯俊峰接受了。 

《十二个拼出来的》首演结束的夜晚,“演员们”和孙小杭聚在一起吃饭。这顿饭一直吃到凌晨两点,“演员们”还是不愿意离开。孙小杭说,还是散了吧,待到四点固然好,但就把那东西待苍白了。 

孙小杭觉得,相比演后聚会的美妙,更有意义的还是排练的时光:13个人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聚集到大屯,寻找隐藏在面具背后的自己。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一周五天生活在现实世界,跟很多乌七八糟的东西摸爬滚打,但是你在周末,你有一个机会回头评价或者忘掉自己的日常生活。这最低限度给你一个发泄的机会。相比发泄在KTV,或者发泄在迪厅里,发泄在剧场里,可能是一个更好的方式”,孙小杭说。在他的戏剧王国里,有孩子一样纯真笑容的孙小杭像一个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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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莫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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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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