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 我为国家做了什么？

我为国家做了什么？

作者: 2008-09-28 22:57:53 来源:南方周末

【国民感言】

◆英子（上海，人力资源主管）：
    一是工资超过个税起征点，充分享受了作为纳税人的光荣，而且越来越光荣；二是晚婚晚育——虽然想早婚早育，但已经晚了。

◆丁学良（香港，教授）
    改革初期，我以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份，积极地鼓吹解放思想、改革开放。1970年代末发表文章，批判“四人帮”和“极左”思潮。
    作为读书人，在海外这么多年，做得最多的：一是学习研究，为中国的社会进步、融入世界发展主流，继续提供必要的信息与知识；二是1993年回亚洲以后，每年都用大量时间，用海外争取到的研究经费，帮助中国西部几个比较贫困的省和自治区。

◆信力建（广州，民办教育者）：
    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农民工学校、十几所穷人的学校，还有，全力推行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和争取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权利，邀请大批精英来南方开设讲坛，寻求文化教育的新发展思路。另外，我还热衷于国家的慈善事业，开办了福利院和慈爱院。

◆邱建生（福建，民办教育者）
    追随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理想，在农村办培训班，协助农民组织经济合作社、文艺队、老年协会、读书小组、资金互助合作社，期望以组织的力量活跃农村的经济和文化生活，拓展农村的公共生活空间。
    现在，我生活在城中村里，村里住着从四面八方来的打工青年，大部分初高中毕业。他们是城市和农村建设的骨干力量，但在最好的年龄却缺少学习的机会，合法权益还经常被侵害。我们举办工人夜校，将低廉高质的教育送到他们面前。

◆许志永（北京，大学教师）：
    推动民主法治，是最有意义的人生。
    2003年孙志刚案之后，我们这群法律人成立了“公盟”，参与黑砖窑受害者赔偿案等案件的法律援助，提出北京居住证改革方案、征收法草案等立法建议，撰写《中国信访调查》等报告。当下，正在努力推动北京律协直选以及组织三鹿奶粉事件志愿律师团的工作。
    我向往传说中的侠客，行侠仗义。只不过我的武器是法律，虽然脆弱，但只要坚持，一定能看到光明和希望。

◆立秋（北京，公务员）：
    在国家机关一晃数年，而立已过。普通公务员究竟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的“民”，还是“做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的“东”？这是大问题。
    这些年周旋于“扎实推进”、“不断提高”、“成效显著”这样的汇报性词汇；游走于“要务必做好”、“要大力推进”、“要切实加强”这样的指示性语言。如果仅仅用“完成领导交办的各项任务”来衡量，勉强可以称得上“恪尽职守”。但细细体味，却发现给领导们准备的讲话越来越长，认真听的人却越来越少；文件写得越来越多，仔细看的人却越来越少。因此，若以“为民”视，也许不过是隔靴搔痒。

◆周翼虎（北京，央视职员）：
    我为国家做的惟一事情，就是1994年冬天的辞职。那年，我吃饭时随手撕张报纸垫鱼骨头，突然在报纸角落扫到一则招聘广告。第二天我就去了招聘会，接着就辞职到事业单位捧着泥饭碗，开始了没住房、没保障、缺少尊严的体制外职业生涯。半夜和哥们骑着三轮，拉着全部家当，一路放声高歌，从荒无人烟的六里桥搬到阴森森的四季青乡的农民平房。
    那时年轻，对现有的体制不满意，就用行动去改变它。没享受体制内分房、医疗的福利，也没获得体制外的财富机会，但依旧为一种难以言传的激情而欢乐。

◆燕子（杭州，家庭主妇）：
    这问题太宏大。首先想到的是我交各种各样的费用及税。
    小时上学父母掏空了每年的收入，长大外出打工要交外来人员管理费，租房要交计划生育和暂住管理费，上班挣钱要交个人所得税，个人档案要交档案管理费，买房要交契税，房子使用要交物管费，买自行车要交车船使用税，后来自行车道越来越窄，机动车道越来越宽，买了车要交各种费税，用车要交养路费，过路要交过路费。游玩要交门票钱，倒垃圾要交垃圾清理费，反正吃喝拉撒都要钱！

◆moshou（北京，图书编辑）：
    我稳定了我一家人的情绪。

◆蔡印同（法国巴黎，留学生）：
    在农村长大，从小就种地。以前每年所交的公粮等于农民对国家的义务，我也为养活中国人流过汗。出国留学前我工作过六年，最后几年每月都要从工资中扣掉几百元个人所得税。纳税光荣，这一点当然值得自豪。
    拉萨骚乱发生后，对华舆论恶化，我和同学们在法国给法国总统写信，还去法国媒体参加辩论，告诉法国民众关于西藏的真相和中国人民支持奥运的心声；我们自发迎接奥运圣火过巴黎，组织4月19日在巴黎共和国广场万名华人集会；为四川地震灾区组织埃菲尔铁塔烛光祈福会，募集到一万多欧元捐到国内，我个人还通过国内账户捐献了1500元。

◆徐景安（深圳，民间研究会负责人）：
    1984年国家面临价格改革难题，我参与组织了“莫干山会议”，并主持起草了“关于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的报告，提出“放调结合、以放为主”的价格改革方针，被国务院采纳，推出价格双轨制改革。
    离开政府工作岗位后，发现国人精神健康恶化、自杀率趋高，我提出建立“情感护理系统”并付诸实施，浙江金华成立“情感护理中心”三年来，避免了十多起自杀、杀人等高危事件。

◆纪雪涛（广州，软件工程师）：
    我对国家的最大贡献，是在相对不利的环境中活出了精彩。在不利的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坚持和珍惜等品质，是我对这个国家最好的奖励（bonus）！教育有缺陷，但我被扭曲得不算厉害；家庭贫困让我放弃了重点中学的录取，而进了普通中学，但我还是考进了大学，而且在工作8年之后出国留学。当我看着工资单上那笔巨大的纳税额，因“贡献”而带来的自豪之情也油然而生。

◆熊培云（天津，时事评论员）：
    我对国家的最大贡献，不是少年时勤学苦读走出了闭塞偏远的山村，给了自己一个相对宽阔的前途；不是大学毕业后拿了几倍于父母的薪水，可以作为家族的“小政府”为他们提供教育、医疗、社保等福利却从不向他们征税；不是在巴黎留学时让外国朋友看到我是个意气风发、彬彬有礼的好青年；也不是相亲相爱、生儿育女，谱写诗歌、歌诵胡适，热爱学生、建造雕塑……而是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自由的趣味与独立的人格。

◆周凌峰（长沙，自由职业者）：
    很汗颜，除了奥运会和神舟号上天时在电视机前欢呼一下，做些只有自己才能看到的加油动作之外，我没为国家做过什么值得骄傲的事情。

◆鄢烈山（广州，时评作家）：
    一、我为国纳税，不仅有工资条上的扣税，家庭日常生活消费中也有隐性缴税。这是我对国家和政府最直接的贡献。不论是奥运的辉煌举办、“神七”的成功升天、中央政府和省政府对地震灾区的财政拨款，还是国家权力机构平常建楼买车考察等项财政支出里，都有我的一份奉献。
    二、奉公守法配合国家维持基本秩序，作为公民，我的特殊贡献在于，我有较强的权利意识，多年来为争取兑现宪法承诺的公民权利而写作，虽然实际效果可能远不如为农民工维权讨薪的律师周立太，做一单就是一单。

◆陆谷孙（上海，教授）：
    我想我能为国家做的是：位卑未敢忘忧国。从终极意义论，爱国不可能不忧国，而且是那种韩愈所谓的“纯信之士，忧国如家”般的忧。

◆胡朝辉（广州，IT公司职员）：
    作为职业人，每月交个人所得税；作为社会人，震灾来了，大方地捐款，资助本应由国家管的贫困学生，见了乞丐，无论真假，总要替国家分担点；作为自然人，只生一个娃，不给国家添负担。不随地吐痰，见了老人礼貌让座。另外，支持民族企业，迄今喝了五六年的蒙牛、伊利，每天一两盒，以至于现在每天大量喝水。还有，不往人多的地方扎堆，极少出入娱乐场所，夜生活以看书为主，没给国家的消防工作带来压力。虽然擅长考试，但是没有参加公务员大军的角逐，否则，以书本上得来的厚黑和权谋攻略晋升某局某处，应该是个不小的祸害。这当然应算作是为国家作的贡献。

◆仲儒（广州，银行职员）
    若干年前父母生了一个健康的我，去年我生了一个健康的女娃，除去生孩子的那几天，我们一家人去年没占用过医院日益紧张的床位。

◆座中人（北京，媒体人）：
    可惜，去年就调查了牛奶掺假问题，最“刺激”的部分让领导“和谐”掉了，等于没做。

◆李渊峰（北京，现役军人）：
    大学毕业后参军入伍，到了最艰苦的昆仑山上。
    在部队20年，我抱着“革命工作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的思想，转战天山南北。我带兵20年，做了20年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当领导后，对于部队中存在的买官卖官、侵犯官兵利益的腐败现象，我不仅不同流合污，还能不计个人得失，同他们进行不妥协的斗争。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合格的军人。我对得起部队，对得起组织。

◆韩雪（北京，检察官）：
    我从小是个好孩子，不劳心理医生会诊，不烦教育专家讲课，甚至我妈想唠叨一下都找不到借口。我不啃老，不惦记国家的救济；我谋生的手段是法律，却没一回用于维护自身权益，跟任何人都没有大矛盾，即便有也会一笑置之，为国家节省了大量司法资源；成家之后，也是一派和谐，没有夫妻矛盾，甚至连天下最难搞的婆媳关系，也被我一一破解，把日子过成了红红火火的段子，给负责调解工作的社区居委会大妈减轻了负担。
    或许我至今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却同样感觉也为国家作出了贡献。因为如果所有人都像我这样生活，何愁建不好一个和谐社会呢？

◆丁磊（广州，网易CEO）：
    作为企业家，我们的本分是做好产品，让消费者满意。作为企业家，在经营企业的过程中，也是体现价值观的过程。企业家本人和企业在不断向社会输出健康的价值观。

◆江锡钰（安徽蚌埠，媒体人）
    连同本届，我已经做了三届的市政协委员。我没将政协委员仅当荣誉，到政协就是让我“说话”的，哪怕白说我也要说，事实证明，我的许多话并没有“白说”。

◆夏爱华（乌鲁木齐，作协会员）：
    我先是在国企工作，在电视机流水线上工作16年，算是为国家做了一点事情。后来遭遇下岗，单位破产，我买断工龄，奔波在求职路上，历尽辛苦。那时候我总想，我倒想为国家做点什么，可是国家似乎不需要我呀。你看看街道上，到处都是找工作的人。后来靠写作求生，也是历尽艰辛，后来终于入了区作协。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多写好的作品，激励更多人努力向上，勇于拼搏，热爱生活。

◆和菜头（昆明，知名网友）：
    我没有贪污过一分钱，我完成了每一项任务，我没有把任何一位女下属按倒在办公桌上，我得到过一张“卫生模范”的奖状，很难说服自己那不是个讽刺。为了彻底让国家减负，我在工作11年之后辞职离开国企。走时老总没有对我说“谢谢”，他不认识我，我没见过他，他们换得实在太快了。

【行动图解·2008】

兢兢业业地工作

国家体育场“鸟巢”的建设者 CFP/图

国民是国家的缔造者和最基本的单位，其最基本的社会角色就是国家的建设者和保卫者，扮演好这个角色不但是公民的天然义务，从一般意义上讲也就是他们对于国家最大的贡献。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历程而言，中国民众用一种难以想象的激情来演绎自己的角色。他们总是能最大限度地响应国家的号召，忘我地投入，谱写了国家发展过程中一系列恢宏的历史篇章。

正是国民勤恳的工作，改变了中国百年积弱的面貌，创造这一切的是国民。从这个意义上讲，2008年北京奥运会既是国家的盛宴，也是国民的狂欢，是对他们几十年勤恳的承认。

超义务纳税，让国库充盈

深圳，纳税人挤满整个大厅 CFP/图

尽管2008年上半年，中国遭受了冰雪灾害、特大地震、台风等诸多不利因素，但国家的税收却继续保持着过去几十年的增长势头。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完成3255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0.5%。

纳税，是国民对国家的基本义务。这个义务，中国人完成得相当不错——国家税收最近十几年中实现了“几级跳”，2007年更是一举达到11万亿。

除了全国人大核定的税收之外，国民义无反顾地承担了由政府部门规定的、名目繁多的收费项目，尽管其中的很多税费并未得到国民认可。更为重要的是，在缴纳巨额税费的同时，国家的公共服务、财政监管尚未跟上国民纳税的步伐，所以，尽管国家有关机关已在强调，中国的税负不重，但依然无法抚平某种“被剥夺感”。

守法，不越雷池

珠海群众签名倡议“爱国、守法” CFP/图

法律，常常被看作是国民与国家订立的“契约”。遵守契约，一方面国家不能凭借其强权侵犯国民的自由与福祉，另一方面，国民也不得为个人利益妨害其他人以及公共利益，这是维持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

根据今年3月最高法院工作报告的表述，中国过去5年的犯罪率较之前的5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这多少会令人感到有点不安。这样的不安可能会因为瓮安、孟连、劣质奶粉、昆明爆炸等一系列恶性事件而得到强化。

不过，公安部发言人已经说了不止一次，中国是犯罪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句话令人感到安慰，从反面证明了绝大多数国民还是奉公守法的。值得警惕的是，高院报告说最近五年官员犯罪出现显著上升趋势。

成为志愿者，奉献社会

汶川震后，一位北京的志愿者正在与一位灾区的孩子交流互动 CFP/图

志愿者的活跃程度，被视为社会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和一定的经济基础相联系，又代表了国民素质的升华。

令人欣喜的是，在没有官方刻意提倡的情况下，2008年成为中国的志愿者元年。除了令人瞩目的奥运志愿者之外，无论是在年初南方的特大冰雪灾害，还是汶川大地震，几乎在所有国家反应不及、力有不逮之时，总是会出现自发组织的志愿者。对于处于困境中的人们而言，他们成为国家力量之外，另一个最可依靠的力量。

更为重要的是，志愿者的出现成为公民乐于参与国家建设的一个积极信号，在得到民众接受的同时，也获得了政府的认可。志愿者以实际行动为“公民”注入了新的内涵：公民，不仅仅是权利，也是一种公共参与的义务，一种公共生活的责任。

只生一个娃

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中国的家庭结构　王文澜/图

尽管有富人不在乎超生罚款，有官员总能搞到二胎指标，有明星甚至会为此改变国籍……并因此给“国策”蒙上了一层嫌贫爱富的阴影，但“计划生育”政策深入人心，始终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政府常常把计划生育当作国民对国家、对世界所作出的最大贡献。从这个角度来说，国民的确贡献不小，过去的30年，中国人少生了3亿多。

据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情况来看，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22。但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组经多年研究发现，最适合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应维持在1.8才是适宜的。一旦性别失调、老龄化严重，在未来甚至可能导致劳动人口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