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的欲望与救赎

骨牌倒下
过去的十几年科技高速发展、金融贸易全球扩张，是美国历史上少有的持续繁荣的黄金岁月。克林顿总统在任时打出人人有房住的旗号，不仅网罗中产阶层，更将低收入劳工阶层也纳入该计划，以此激发新时代的“美国梦”。本世纪初“9·11”及互联网泡沫破灭之后，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大幅降息，利率一度降至1%，贷款购房成为大众潮流，穷人首当其冲，许多房屋贷款是零首付，而且不查收入，只要愿意承受稍后调高的还贷利率，每月挣2000元工资也能轻松购买40万的房子。

逆转常常在人们没有防备时出现。全球通货膨胀出现，迫使美联储调高利率。一片繁荣的房地产市场突然在某一天开始回调。这使选择可调利率抵押贷款的借款人措手不及：利率先低后高，很多人拿到账单才意识到自己接下来每月的收入根本无法支撑还贷支出。更要命的是，房价下跌，他们出售或再融资所得的收益已不及购房的支出。这时他们的惟一出路就是断供。

当零星的个案发展成断供潮时，麻烦立刻扩散到整个金融领域。

住房抵押贷款已经被打包成住房抵押担保证券（MBS）或债权担保凭证（CDO）通过信用违约保险（CDS）交易出售给遍布世界各地的投资机构或个人。过去，如果抵押借款人无力还贷，他们可以和银行商量，银行一般会调整贷款年限，如把20年延长为30年，让借款人每月可以少付一点，保留房屋——如果要收回房产再处置，银行的成本很高。现在，银行根本不用管，贷款已经打包出售，借款人断供，欠的并不是银行的钱，而债权人成千上万——借款人不知谁是债权人，债权人也无从知晓谁借的款，所有人硬生生坠入黑洞。

房价一跌，如同多米诺骨牌推倒，整个金融体系几近崩溃。

人们已明白事情如何发生，但华尔街何以可以不受遏制地将自身和全球带往毁灭的边缘？

这一切可以回溯到1980年代，里根主义“芝加哥学派”复兴自由主义理念的呼应下兴起，其核心思想是小政府、低税收和放松管制。里根主义认为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强力管制，严格区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33年美国银行法》）阻碍金融创新，削弱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应该废止，金融创新应该摆脱政策管束。从1979年登台的保罗·沃克到1987年接任的格林斯潘再到现任的伯南克，连续三任美联储主席都信奉自由市场。其中声望最高的格林斯潘长期主张放任市场力量推进金融衍生品交易，大力反对国会与政府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严格检视，2003年他对联邦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陈述，关于加强管制的主张，“我们认为必定是个错误”。

时至今日，即使声称此次危机“百年仅见”，格林斯潘也未动摇其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信念。他强调华尔街人的自律，“问题不在于这种交易契约的失败，而在于运用它们的人贪得无厌。”

而让所有人胆战心惊的事实是：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全球范围内金融衍生品市场达1000万亿美元之巨，而目前我们所知的导致此次危机的住房抵押债券的市值仅为1.2万亿美元左右。

华盛顿的救赎
华尔街的罪孽激怒了整个美国社会。7000亿的救市方案等于让每个美国人拿出2300美元。由于无人能说清金融市场的黑洞到底有多大，同时担心金融高管大发危机财，愤怒的纳税人或走上街头，或用各种方式警告本选区的议员抵制救市方案。参议员谢罗德·布朗一天中收到2000封电子邮件或电话，其中有95%反对；参议员戴安·范恩斯坦截至9月25日的统计，她所接收的39180条电邮、电话及邮件信息中，绝大多数强烈要求议会否决救市方案。

危机当前，第一要务是安抚人心，稳定市场。无论如何艰难，政府必须砸下巨资，注入流动性，抵御信贷匮乏。在选民浪潮般的抵制中，财长保尔森与保守共和党人经过持续13天通宵达旦、惊心动魄的激烈辩论、妥协、再辩论后，最初提交的3页救市方案最终以一千多页的《紧急经济稳定法案》在众院二投通过，两小时后布什总统签署生效。这一法案的通过标志着里根主义的终结，历史见证吊诡一幕：坚信自由市场原则的共和党人财长保尔森和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将亲手实施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政府干预计划。

为安抚民众对华尔街的愤怒，所有受政府接管和获实质意义救助的公司在政府退出之前，五大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接受一切不必要和引发过度风险的激励措施，所有高管可能获得的“黄金降落伞”（GoldenParachute指公司被收购时向高级管理人员提供的优厚补偿，以弥补收购导致他们失去工作，包括股票期权、奖金、解雇费等等）一并取消。公司制定薪酬召回制度，核定高级管理人员奖金及股票期权等激励措施所依据的公司营收、利润及其他数据一经确认有误，公司有权收回发放的相关报酬。

依据法案，美国将建立四大监管机制：由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负责审核财政部的计划实施方案，这个委员会由美联储主席、财长、联邦住房金融署署长、证交所主席和住房、城市发展部部长组成；由国会监管委员会每30天向国会报告“问题资产纾困计划”的实施进度及市场反应，并于2009年1月20日前递交特别报告，陈述相关的立法改革;由总审计长负责该计划实施绩效的跟踪监管和年度审计，每60天向国会报告一次；由特别调查总署对财政部实施纾困计划的各种活动进行跟踪、审核及调查，每季度向国会报告一次。

重叠复杂的监管机制既是诸权分立制衡的结果，也反映了美国上下对该计划的核心人物——财长亨利·保尔森角色的深切忧虑。曾任高盛CEO的保尔森在华尔街及世界金融市场人脉广泛，人们对他潜在的利益输送引发的角色冲突抱有复杂态度，《新闻周刊》曾称之为“国王亨利”。

数周之后，新任美国总统将正式产生，两个月后新内阁也将走马上任。新政府如何处理金融危机以及遭受风暴摧残之后的经济萧条，特别是如何保证7000亿美元使用得当，纳税人没有砸下冤枉钱，人们翘首以待。

到目前为止，两名候选人并没有提出让选民满意的政策构想。与金融监管相伴随的低效率与腐败如何克服，当经济转危为安时监管是否会过度？未来的争论无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