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格曼是谁?
在著名的通俗小册子《期望失落的年代》中,克鲁格曼指出,经济学者大凡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主要运用希腊字母进行数学推导和计量处理的经济学家,可谓学院派经济学家;第二类是主要处理如通货膨胀升降和货币增减等现实问题的经济学家,不妨称为现实派经济学家;第三类则专门出书卖给因误机困在机场闲极无聊的旅客,姑且称为机场经济学者。
严格而言,第三类不能算为经济学家。而对于一名经济学家来说,受分工和知识结构的限制,不得已要在第一第二类中有所取舍,一般难以兼得,克鲁格曼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外。
每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是各自专业领域里的顶尖高手,他们在行内得到广泛的承认不足为奇。克鲁格曼在国际贸易学界和整个经济学界都是声名赫赫——在美国,如果你是一名经济系研究生,而你不知道克鲁格曼,那绝对是一个笑话。不平常的是,在美国的工业界、大众中乃至国际社会,他也是声名显著。
克鲁格曼在圈外的声名来自他对许多问题的独到见地,更得益于他的优美文笔。他是当今经济学家中会写的少数人之一。在他获得克拉克奖时,评审委员会在激赏其学术成就之余,居然不忘点评他的文笔——“可以媲美日本的俳句、狄更斯的诗歌和马蒂斯的油画”。
经济学家被要求按严谨的学术范式写作,优雅的文字一般并不能增添学术声誉。克鲁格曼大学期间虽主修经济,但却酷爱历史,大量“不务正业”的阅读和写作造就了不一般的文字感觉,这是他后来被《纽约时报》请去写专栏的重要原因。
从2000年起,他在《纽约时报》上每周发表两篇专栏评论,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政治专栏作家,是少有几位能分析美国当代政治关键事务的人物之一。2007年开始,他开设了自己的博客,用来刊登那些不能包含在专栏中的图表。
大多数美国普通公众,通过《纽约时报》知道了克鲁格曼。但美国的政界人士,却早在二十年前就领教克鲁格曼其人了。1982年,克鲁格曼任职于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并于次年主笔总统经济报告,当时他30岁。此外,他还是国际清算银行30人专家组的成员。1992年,克鲁格曼深入浅出的电视演说给了克林顿首次总统竞选极大的帮助。十年之后,克鲁格曼以《大破解:我们迷失在新世纪》为题,结集出版了他的专栏文章,严厉批判小布什政府的经济与外交政策。
2007年,克鲁格曼出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一书。在书中,他描绘了美国20世纪财富与收入差距的历史。美国的收入差距在20世纪中叶曾大幅降低,但在20世纪最后的二十年间又急剧上升,最终超过了“镀金时代”1920年代的水平。一般认为20世纪后期收入差距的扩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技术与贸易的变化,但克鲁格曼指出:无论是在20世纪中叶收入差距的减少上,还是在20世纪晚期收入差距的扩大上,政府的政策都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他在书中谴责布什政府施行了扩大贫富差距的政策,建议施行“新新政(newNewDeal)”(“新政”是指1930年代罗斯福总统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基本精神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私有制前提下,以国家机器干预社会再生产),这种“新新政”强调社会与医疗事业,削减国防开支。如不然,巨额财政赤字在长期是不可能维持下去的,最终必会产生重大的经济危机。
如果说,把时下美国的金融危机视为经济危机有点危言耸听,不妨听听克鲁格曼的一个故事。
1994年他在著名的《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批评亚洲模式重数量扩张,轻技术创新,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仅靠扩大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新的做法容易形成泡沫经济,在高速发展时期潜伏了深刻的危机,迟早要进入大规模的调整,并走提高要素生产率的道路。他指出,对一国发展而言,“生产率不是一切,但在长期上讲,却几乎是一切!”
1996年,在《流行帝国主义》一书中克鲁格曼大胆预言亚洲将出现金融危机,一年之后,预言成为现实,克鲁格曼的名字为全球瞩目,该书在两年内重印了8次,总印数达120万册。
早到还是迟到的诺奖?
克鲁格曼于38岁时获得克拉克奖(专门授予年龄40以下、最具有杰出学术成就的青年经济学家),今年他55岁,相对于其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而言,他的年龄实在是太年轻(俄林获奖时已78岁,次年便辞世在书桌前)。
不过,对克鲁格曼来说,今年得奖,也许不算迟到,但绝对不能说是早到。1991年获克拉克奖时,他就被认为很有希望获得诺奖。虽然呼声甚高,但因为其为人一向直言不讳,过于刚直,在政界、学界都树敌甚众,虽不至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但确实失去许多机会。1992年他助克林顿登上总统宝座,但克林顿并没有“投桃报李”,经济顾问另请他人,据说很大的原因是他天马行空的个性。
如果认为克鲁格曼得奖的原因仅仅是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及成功地预测了亚洲金融危机,那就太小看了克鲁格曼。事实上,他在包括经济地理学、汇率目标区域理论、国际金融“永恒的三角”等问题上都有开创性的研究。
更可贵的是,克鲁格曼打破经济学界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研究分割、老死不相往来的传统局面,对汇率和贸易进行了综合的研究。
克鲁格曼长于构建简单的模型来阐释重要的经济问题。他往往能比别人早数月乃至数年地观察到某种经济现象,然后构建简单的模型,提出自己对问题独到的见解。当其他的经济学家对他的模型进行各种复杂的细致化或变形后,往往会惊讶地发现他的模型基本结论仍然成立。简单的模型竟反映了现象的本质,也许,这就是克鲁格曼的神话。
55岁,对于经济学家而言,仅仅是初入中年,人们有理由期待更多的神话产生。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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