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垮北川自杀官员的最后稻草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发自绵阳 2008-10-16 08:31:49 来源:南方周末

选择死亡的董玉飞是震后北川基层干部的一个缩影——在媒体眼里是抗震救灾中的英雄,在领导眼里是灾后重建工作的骨干,在群众眼里,是国家干部。而事实上,他们同样是在这场大地震中与别人并无分别的灾民。

失去儿子的伤心,左支右绌的生活,夫妻聚少离多,父母无暇照顾,除了沉重的工作压力,这些都构成董玉飞自杀的原因。而这些伤痛,与干部身份无关,实为震区普通灾民正在承受之伤痛。

在大地震的阴影下,董玉飞之死,不仅是一个北川干部之死,更是一个震区灾民之死。

尽管之前没有发现任何征兆,但董玉飞之死显然是深思熟虑的结果。

10月3日,他以一种被警方认为极为“专业”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并非上吊身亡,而是借助一张不到一米高的床和一根棉绳,将自己勒死。这个身高一米八的壮汉如何做到这点,至今让不少朋友深感困惑。惟一能肯定的是,“他当时是下了决心的”。

死前,董玉飞身兼三职:县农办主任、救灾办主任和后来成立的农房建设办主任。

10月3日,因前列腺炎到绵阳住院治疗后,董玉飞返回安昌镇北川县政府临时驻地。董玉飞先去了设在综合办公楼的农办办公室。当时只有下属曾国和在,曾正在打电话,董玉飞笑着向他招了下手,随即离开。

之后董玉飞又到了设在另一座楼上的农房办,和那里的值班人员见面,并从桌子上拿了一份灾后农房建设情况的报表离开。

下午三点左右,曾国和接到董玉飞之妻李照电话,说找不到董玉飞,曾国和随即赶到农办租住的那所二层楼房。李照正在打董玉飞的电话,铃声却从房间里传出来。

二人都没有钥匙,李照从房东家找了个梯子,从窗户里钻进董玉飞的宿舍。

在下面扶着梯子的曾国和,随即听到李照的哭声。

董玉飞为何选择死亡?此前官方解释与媒体报道,均将注意力投向董玉飞的干部身份,而南方周末记者发现,除了沉重的工作压力,被地震撕碎的家庭和左支右绌的生活,更是董玉飞无法承受之重。

在大地震的阴影下,董玉飞之死,不仅是一个北川干部之死,更是一个震区灾民之死。

被忽略的“特殊灾民”
“在灾民眼里我们是干部,在领导眼里我们是干活的,谁都没把我们当灾民看”;“生活对我而言已经失去了乐趣,活着只是因为身上的责任”。

“5·12”地震发生瞬间,董玉飞和绝大多数北川县城居民一样,变得一无所有。不过,由于是农办主任,对于董玉飞遗书中提到的“生活压力”,多被外界解读为系指儿子遇难一事。在外界看来,身为农房办主任的董玉飞,在基本生活上不会有问题。

不过在一位同事看来,情况并非如此,董玉飞和普通干部一样,震后一直艰难生活。

地震时,北川农业局副局长赵其洲恰在杭州出差。他于16日返回,因熟悉关内地形,北川抗震指挥部派他和董玉飞为前来支援的部队带路。这是他震后第一次与董玉飞见面。据他回忆,当时看到董玉飞时吓了一跳,因为人“变形了”。

和部队一起吃饭时,董玉飞端起碗,忽然间流下了泪。“他跟我说,这是地震后吃的第一口热饭,喝的第一口热水。”赵说。

地震之后,北川农业局的临时驻地和抗震指挥部一起在任家坪。当时各单位自谋生路,农业局从农民那找了一口大锅,一位个体户捐了许多洋葱,于是天天吃洋葱煮方便面,“后来撒的尿都带洋葱味。”赵其洲说。

曾国和地震中被埋了四小时,爬出来后送到绵阳,结果医院不收,因为他的伤太轻了,医院需要先收治重伤员。曾国和自己抹了点消炎药,然后被派到九洲体育馆帮助安置灾民。结果工作两天下来没人招呼吃饭,厚着脸皮去问工作人员要,结果对方说饭是给灾民的,你是干部,没有。“5·12”地震中,北川干部和县城居民一样损失惨重,公务员遇难比例达20%以上,幸存者仅有的财产往往就是一身衣服。不过,由于特殊的身份,地震后他们身份尴尬,“在灾民眼里我们是干部,在领导眼里我们是干活的。”北川某乡一位副乡长说,“谁都没把我们当灾民看。”

据北川多位干部介绍,地震之后,北川一度要求,公务员家属也不能领取各种救灾物品。6月中旬,因北川原农办主任地震中遇难,董玉飞从农业局调至农办当主任。不过工作任务虽然重了,生活却一样艰苦。

据曾国和介绍,董玉飞虽为农办主任,但工资实际比他还要低。每月只有1400元。与妻子李照的工资加起来,不过两千多元。而吃饭一天一人至少要二十多元。董玉飞虽然配了车,但一向公私分明,周末到绵阳从来都是自己买票乘车,一来一回就是二十元。加上灾后许多生活物品都需购置,董跟多数北川普通公务员一样经济上捉襟见肘。

北川临时政府转到安县安昌镇后,由于各单位都要租房办公,致使房租爆涨,价格之高甚至超过了绵阳市区。迄今为止,多数北川公务员仍因经济拮据而过着“集体生活”,夫妻双方尚不能住在一起。

董玉飞亦是如此。其自杀所在地,是农办9月份刚分给他的一间房,此前一直和司机合住一间,既当宿舍又当办公室。妻子李照则住农业局租住的另一所民房里,和两个女同事合住一间。

出事前一个月,负责农办后勤的刘开曙刚给董玉飞安排了他自杀所在的那间宿舍。刘是好意,想这样会方便董玉飞与妻子团聚。此前,因为宿舍紧张,董一直和司机两人合住一间。刘开曙回忆,董玉飞在这间屋子里,经常把门关上,一个人看报写东西。而因为工作关系,董玉飞妻子李照一直没能住过来。

“如果不给他安排那个单间,继续和司机住在一起,他不那么闷,也许不会出事。”事发后,刘开曙经常为此自责。

北川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中间,地震前相当一部分在绵阳买了房子,某种意义上,他们成为这次灾难中的幸运者。不过,董玉飞虽工作多年,但由于多在农口,一直没有能力在绵阳市区买房。据李照说,就在国庆节前,她还曾跟董玉飞提过,想在绵阳市区租一套房子,过上正常生活。

董玉飞的下属曾国和地震前刚刚在北川买了一套房子,为此负债15万元。地震之后,一无所有的曾国和除了要供本硕连读的女儿读大学,还得照料年过八旬的父母。重压之下,曾国和晚上常对妻子垂泪。“生活对我而言已经失去了乐趣,活着只是因为身上的责任。”

与如火如荼的农房建设工作不同,北川城镇居民的住房——自然也包括公务员住房问题至今未推出具体政策。

曾国和估计,受地震影响,北川公务员当中,可能要有三分之一的人今后永远无法恢复震前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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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傅剑锋 曹筠武 实习生 范传贵 网络编辑: 老黄

评论(已有9条)

地震区公务员有这么苦吗?我怎么没有觉得。我就是重灾区的,国家给我们那里每户灾民四五千,但是发到我们手中的只有一千多点。钱是通过上面下来的,那剩下的钱到哪里去了?不需要问了吧!

首先他们是活生生的人,然后才是报刊杂志上的榜样!

在做官这一点上,如果过于本分了,在那个圈子里就是异类,看看我们的焦裕禄同志生前有什么好结果?!

来重读鲁迅先生的一篇文字《反“漫谈”》(收录于先生的《而已集》),很有感慨;先生虽然谈的是教育,但普适于大陆各行各业的行政管理部门;这些行政管理部门的职员们如果没有符合这些部门里的规则,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并不是一个身兼县农办主任、救灾办主任以及农房建设办主任的基层干部董玉飞而已。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八日《语丝》周刊第一五二期。
  

  〔2〕“世故的老人”高长虹谩骂作者的话,参看本卷第383页注〔3〕。
  
  〔3〕《教育漫谈》原题《教育漫语》,徐祖正(当时北京大学教授)作,载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三日、二十日《语丝》第一四四、一四五两期。一九二七年八月,把持北洋政府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加强对教育界的控制,强行把北京九所国立学校合并为“京师大学”,引起教育界的不满。徐祖正的文章是对这件事发表的议论
  
  〔4〕“不可与言而与之言”语见《论语·卫灵公》,是孔丘的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语见《论语·宪问》,是孔丘同时人评论他的话。
  
  〔5〕再作冯妇《孟子·尽心》:“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胺,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后人称重操旧业为“再作冯妇”,就是根据这个故事。

 


  “于我来了一道光”,从此以后,我自己觉得颇聪明,近于老官僚了。后来终于被“孤桐先生”革掉,那是另外一回事。
  
  “看条陈”和“办教育”,事同一例,都应该只照字面解,倘再有以上或更深的希望或要求,不是书呆子,就是不安分。

  我还要附加一句警告:倘遇漂亮点的当局,恐怕连“看漫谈”也可以算作他的一种“做”--其名曰“留心教育”--但和“教育”还是没有关系的。
  
  九月四日。

  


    我所目睹的一打以上的总长之中,有两位是喜欢属员上条陈的。于是听话的属员,便纷纷大上其条陈。久而久之,全如石沉大海。我那时还没有现在这么聪明,心里疑惑:莫非这许多条陈一无可取,还是他没有工夫看呢?但回想起来,我“上去”(这是专门术语,小官进去见大官也)的时候,确是常见他正在危坐看条陈;谈话之间,也常听到“我还要看条陈去”,“我昨天晚上看条陈”等类的话。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有一天,我正从他的条陈桌旁走开,跨出门槛,不知怎的忽蒙圣灵启示,恍然大悟了--哦!原来他的“做官课程表”上,有一项是“看条陈”的。因为要“看”,所以要“条陈”。为什么要“看条陈”?就是“做官”之一部分。如此而已。还有另外的奢望,是我自己的胡涂!
  


  这可以用过去的事实证明。因为重在“当局”,所以--


    一、学校的会计员,可以做教育总长。
  
  二、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
  
  三、司法,海军总长,可以兼任教育总长
  
  曾经有一位总长,听说,他的出来就职,是因为某公司要来立案,表决时可以多一个赞成者,所以再作冯妇〔5〕的。但也有人来和他谈教育。我有时真想将这老实人一把抓出来,即刻勒令他回家陪太太喝茶去。
  
  所以:教育当局,十之九是意在“当局”,但有些是意并不在“当局”。

  这时候,也许有人要问:那么,他为什么有举动呢
  
  我于是勃然大怒道:这就是他在“当局”呀!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不然,为什么叫“做”?
  
  我得到这一种彻底的学识,也不是容易事,所以难免有一点学者的高傲态度,请徐先生恕之。以下是略述我所以得到这学识的历史--

  
  “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即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4〕,一定要有这种人,世界才不寂寞。这一点,我是佩服的。但也许因为“世故”作怪罢,不知怎地佩服中总带一些腹诽,还夹几分伤惨。徐先生是我的熟人,所以再三思维,终于决定贡献一点意见。这一种学识,乃是我身做十多年官僚,目睹一打以上总长,这才陆续地获得,轻易是不肯说的
  
  对“教育当局”谈教育的根本误点,是在将这四个字的力点看错了:以为他要来办“教育”。其实不然,大抵是来做“当局”的。
  


                         鲁迅先生的《反“漫谈”》全文  

                          -- 以下文字依照《鲁迅全集》1981版
                              和《鲁迅全集》2005版比较,
                          除注释部分外,正文没有太多的文字出入


   我一向对于《语丝》没有恭维过,今天熬不住要说几句了:的确可爱。真是《语丝》之所以为《语丝》。像我似的“世故的老人”〔2〕是已经不行,有时不敢说,有时不愿说,有时不肯说,有时以为无须说。有此工夫,不如吃点心。但《语丝》上却总有人出来发迂论,如《教育漫谈》〔3〕,对教育当局去谈教育,即其一也。

真不明白,他还可以当上主任?其实当官不易啊!每天麻痹自己还要讨好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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