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垮北川自杀官员的最后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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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已不家，县也不县”
北川人震后见面时，常用的问候语经常是：一方问，怎么样？对方则在沉默中伸出几个手指，表示家中几人遇难。
新县城选址至今未定，住在临时县城安昌的北川人，多有寄人篱下之感，“我们的人和心都在流浪”。

  “5·12”地震发生时，时任农业局局长的董玉飞正与一名副局长在其二楼办公室谈工作。妻子李照则正在从家去农业局上班的路上。
    董玉飞从窗户中爬出，顺着一根钢管成功逃生。他生前一向爱开玩笑，曾对人谈起当时的感觉：窗外的桂花树在长高。事实上，农业局的一楼当时正沉入地下，董玉飞的二楼变成了一楼。

这场地震，让北川农业局10名职工遇难，职工家属遇难者更是多达33人。

董玉飞当时逃出之后，同事们已经无法认出，他浑身是土，“只看见两个眼珠在转”。不过，这位农业局的一把手还是很快恢复了镇静，马上清点人数，并和部分职工去县城新区查看家属区伤亡情况。北川县委宣传部提供的说明中，提到董玉飞还参与了县农贸市场和曲山小学东校区的救助工作。北川农业局副局长赵其洲说，北川农业局在董玉飞领导下，共救出、转移120名灾民。

上班路上的李照被倒塌的建筑埋掉，所幸未受重伤。而董玉飞的儿子董壮，则在曲山小学遇难。

对于董玉飞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北川官方予以了充分肯定。县委宣传部提供的说明中，称董玉飞“在地震发生后因组织人员开展救援，没时间去救自己的儿子，两天后才去把他儿子的遗体找到，因此内心很愧疚”。

不过，据北川农业局一名干部介绍，当时的情况是，董玉飞得到一个错误消息，误以为儿子董壮已经逃出，方才没有及时去找。“董玉飞跟小孩感情很深，如果不是听说儿子跑出来了，他不会不去找的。”

多位北川干部称，地震刚刚发生之后，北川多数情况是各家寻找自己的亲人。真正不顾家人而先救助他人者少之又少。

震后三天，董玉飞在曲山小学找到了儿子的遗体，当即痛哭不已。

后来，有朋友曾听董玉飞谈起儿子的事，感叹“救人还得靠自己人”。

地震中，北川遇难者多达万人。其中绝大多数都在县城。北川人震后见面时，常用的问候语经常是：一方问，怎么样？对方则在沉默中伸出几个手指，表示家中几人遇难。干部同样损失惨重，北川共有466名公务员遇难，其家属遇难者亦不在少数。用一位干部的话说，小家不全（即有直系亲属遇难）者可能有七八成。

地震之后，很多失去孩子的北川人陷入自责和内疚当中。“我们内疚自己没有本事把小孩早转到绵阳上学。”北川县委宣传部一位失去孩子的干部颇带怨言地说。

董玉飞的弟弟董卓锴回忆，地震之后的五个月里，共见过哥哥两次。但为了避免伤感，互相均不提家事。董玉飞曾对弟弟委婉提及，说“大家都尽力了”。

地震之后，董玉飞父母一直住在北川县灌岭乡老家。地震后由于忙于工作，董玉飞一直到中秋节前，方与妻子回老家探望父亲。在地震后父母搭起的帐篷中住了一晚。在此之前，他曾于6月份托人给父母捎了一张字条和一个收音机，字条上说家里一切都好，让父母放心。不过，父母很快便知道了孙子遇难的消息。

遗书中，董玉飞最后提到“跪别父亲”，而他死后，膝盖之上也确有泥土，有媒体为此推断，他死前可能遥拜父母良久。

董玉飞父母均务农，家中仍有田地。一名干部回忆，有一次偶遇时，董玉飞亦曾颇为认真地说，打算不干了，回灌岭老家种地。

分管农办的副县长王久华还记得，6月下旬，她与董玉飞下乡检查工作，董玉飞曾向他抱怨“家没有家，县没有县”，“生活没意思”。王久华并没太当真，只是简单对其开导几句。她万没想到董玉飞真的走上了绝路。

“家没有家，县没有县”，正是震后北川困境的写照。由于新县城选址至今未定，北川灾后重建工作无法全面开展，住在临时县城安昌的北川人，多有寄人篱下之感。

董玉飞选择自杀的宿舍，是农办租的当地两兄弟的农房。地震之后到自杀之前，董玉飞和北川灾民一样，跟随北川县委、县政府多处迁徙。先是在县城附近的任家坪，后搬至擂鼓镇。一直到8月份，才搬至已作为北川临时县城的安县安昌镇。

“我们的人和心都在流浪。”农办干部曾国和的妻子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重压之下，“心烦意乱”
在董任办公室主任的两个月里，北川农房办需将农房建设情况一日一上报，一周两份简报。妻子回忆，董玉飞一度听到手机铃声就心烦意乱。

身兼三职的董玉飞，生前工作之辛苦，在北川农业系统已被公认。

董玉飞死后留下的遗书，成为分析他自杀原因的主要依据。遗书中，董玉飞明确提到，“工作、生活压力太大……实在支撑不下去了”。他将自己的选择视为“好好休息一下”。

这两点亦被官方认可。在北川县委宣传部提供给媒体的一份说明中，对董玉飞之死提及三点原因：一是董玉飞在地震中痛失爱子，在阴影中长期不能自拔。二是工作压力大。三是称董玉飞患抑郁症。该份说明将第一点视为董玉飞死亡的主要原因。

不过，董玉飞的妻子李照将主因归结为工作压力。

李照否认董玉飞生前患抑郁症。弟弟董卓锴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董玉飞住院期间确实一度心情不好，也有医生怀疑其得了抑郁症。但只是随口一说，未曾有诊断。

董在医院最终被确诊为慢性前列腺炎。曾有媒体以此揣测，董玉飞或因为身患此病担心无法再生小孩，失望之余走上绝路。对此董卓锴予以否认，因为慢性前列腺炎并不影响生育，哥哥不会不知道，更不会因此自杀。

多名董玉飞生前同事也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工作压力是董玉飞之死的直接诱因。

北川农业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称，董玉飞工作中追求完美，不像一些领导那样“潇洒”。他写报告多数由自己亲自执笔，即使是别人所写，也要详加修改。

调任农办主任之后，董玉飞工作压力骤然加大，北川历任农办主任皆兼任救灾办主任，董玉飞亦是如此。此外，随着灾后重建工作的展开，北川成立农房建设领导小组，董玉飞任办公室主任，是具体办事人员。

北川灾后重建中，永久性农房建设成为“头等大事”。绵阳市要求，全市春节前完成灾民农房建设工作，是各县区“必须完成的硬任务”。北川则还需突出“羌族文化特色”，“成为灾后重建标兵和旗帜”。

北川一位干部称，北川农房重建的压力最后很大程度上转嫁到董玉飞身上。在其任办公室主任的两个月里，北川农房办需将农房建设情况一日一上报，一周要发两份简报。由于人手少，且一向爱护下属，工作上董玉飞大都自己亲力亲为。

9月24日，北川因暴雨引发泥石流，不少刚盖起的农房被冲毁，即将打通的公路也完全损毁，运输成本居高不下，农房建设愈加困难。据北川一位乡镇干部介绍，由于交通困难，五毛钱一块的砖运到关内，要涨到一块多。国家给每家农户的补助款，算起来刚好够建筑材料运费。

据北川农办副主任刘开曙回忆，由于工作繁忙，时间不够用，董玉飞经常在车上写报告。而房东亦证实，董玉飞的房间经常到深夜还开着灯。

在董玉飞自杀的宿舍中，除了遗书，还放着他自杀当日从农房办所取的那份“重建专报”，上载建设进度,“需恢复重建永久性住房37827户。今日开工1户,累计开工10025户；累计已完工1393户”；以及问题反映,“交通不畅,建材运输困难,农房重建工作进展缓慢”。

李照则向南方周末记者称，董玉飞生前多次向她抱怨工作压力大，甚至失控发火，抱怨本不该自己做的工作也被压在身上。李照回忆，董玉飞一度听到手机铃声就心烦意乱。见其难受，妻子曾劝董玉飞辞职不干去做生意。董玉飞苦笑：哪有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