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到雇工
如今的赵世利已从农民变成了工人。在这个34岁的农民把7亩地全部“流转”给赵世来种树后，就进了他在凤阳的工厂。赵世来也信守诺言，凡是赵庄人，一律优先录用。
他被安排到暖瓶厂的熔制车间工作，现在已是这里的班长，他每天带着13个人守着那台吐着红焰的机器。
2008年10月14日这天，赵世利穿着他那身沾满煤灰和汗迹的蓝色工作服，进入车间巡逻，四个稚气未脱的年轻人在观察机器运行，一旁的鼓风机发着巨大的噪音。赵世利一脸严肃，他每个月的工资是1600元，相当于他以前在家种地半年的收入。
他觉得必须认真工作才对得起这份工资。“地没了之后，赵庄很多年轻人都涌到工厂里。我首先会要求他们改掉农村里的坏习性。”赵世利说，“例如穿戴整齐，按时上班，说话要大方等。”
现在赵世来的工厂已经接收了三百多名赵庄人，他们拿着600至1000元不等的工资，开始租狭窄的单间，买被父辈视为漫天要价的商品粮，还学会了上网聊天和玩游戏，他们在有意或无意中触摸着世界最新的脉搏，和那个宁静的村庄相比，这里有太多刺激新奇的东西，足以让他们流连忘返。“回去还是去更远？真是个问题。”赵世利时常会被这样的问题困扰，最终他还是选择相信感觉和钱，“如果干得开心，工资还可以，还是在外面待着吧。”
就在两个月前，赵世利和老婆孩子一起搬到工厂附近的镇子里。这里可以视为他进城的前奏。“以后争取去大城市，南京、上海等。”“地我还是会留着的，算是后路。”他停了一下，“但如果政策允许而价格又高，难说我不会动心。”
这个略显圆滑的答案让赵世利一旁的堂弟赵世军不以为然。这个32岁的法律系本科毕业生，3次考律师资格证都名落孙山。现在凭着大学文凭，进了赵世来的厂做行政人员。
虽然女儿已经8个月大了，但他仍不愿放弃他的律师梦想。他设想的未来生活是这样的——窗明几净的卧室，体面的工作和有品味的朋友，如果有能力，最好父母也接到身边。
但对大多数赵庄人来说，进城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愿望。现在赵庄壮年人群里还有一半以上是文盲。在农民自由转化为工人，实现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这部分人将成为一个潜在的担忧，如果失地，将在自身素质和社会环境的双层因素挤压下，迅速赤贫，酿成新的社会问题。
“农民与土地分离肯定是未来的方向。”赵世军说，“如果选择不种地了，用地换点钱，进城也多一道护身符。”他一语中的：对于急待进城的农村年轻人来说，土地正是他们惟一可以变现的资本。
最后的纽带
在赵世来先后投入了四百多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后，赵庄如今已经拥有马路和超市，还有一座建制完整的小学和精致优雅的敬老院。村东头的一处建筑工地在构建更大的蓝图——这将成为一个别墅式的居民小区，拥有欧式拱门、长廊以及街心花园。赵世来现在打算把全村人集中起来居住，方便改善生活配套设施。
但也不是没有怨言。看着节节攀升的粮价和优惠的粮差补贴，人们开始为当初那200元一亩的租价感到心痛。“谁也没有想到粮价会涨得这么快。”村民陈家芳说，“现在一亩地的纯收入绝对不低于600元。”
赵世来下一步是赵庄西边的土地，下一步的土地集中方式将更灵活，农民可以出租所承包的土地，也可以以土地入股，造大蔬菜棚。这里村民准备重新协商，算出一个合理的租价。市场观念和意识开始在人们身上培养起来。
现在，三口水塘已经准备就绪，一举解决了缺水的问题，为下一步的多形式养殖奠定了基础。杨树林有部分已经可以出售，也入账了一百多万元，然后全部投入到新住宅区的建设。
但对于跟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朱树梅来说，尽管身处的环境正在发生他越来越难以明白的变化，土地仍然是他的命根。
他对这个村子了如指掌。从先人在清朝年间逃荒过来，到分地、人民公社、分田包干……和大多数普通的中国农民一样，朱树梅的一生都围绕着土地而浮沉。守住祖业，是这位父亲余生最大的梦想。
朱树梅的两个儿子都进城了，大儿子当了公安，二儿子开了玉石加工厂，两人都生活富足。乡亲们都夸他有福气，但朱树梅却很不满意——他们太少带孙子们回老家了。
老人只好在房间里挂满了3个孙子的照片，一解思念之情。已是知天命之年的他还有最后一个心愿，就是死后要葬在自家的土地里，不能到城里那些豪华墓穴。“那样的话，孩子们每年都回来看我，也就不会忘记故乡了。”朱树梅说。
（本报记者徐楠、余力对此稿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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