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谢晋】谢晋：远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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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1957-1979

对石川这样的谢晋研究者来说，1957年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年份。

这一年里，34岁的谢晋花两个月时间拍摄、两个月时间后期制作完成的《女篮5号》是新中国第一部彩色体育故事片，代表中国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并获得银质奖章。这部电影的获奖使得它在国内公映时赢得了极高的观众上座率，也让已经独立执导过5部电影的谢晋为全国观众所知晓。

“很多手法是模仿外国电影”的《女篮5号》成功后，谢晋成为了新中国第一批知名导演之一。50年后回过头再看这部电影，石川仍然惊叹谢晋当时的胆大：

谢晋想在这部电影作品里表现新中国的新气息，这部电影里主演们穿的衣服是当时上海最时髦的，比如刘琼穿的那身仿革的夹克衣服，大大的毛领子，是谢晋根据解放前上海街头小K穿的衣服设计的。“你可以说它与现实生活不符合，但这套东西迎合了市民的口味而受欢迎。”

接下来的《红色娘子军》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文学编辑给谢晋找来的剧本。《红色娘子军》原是部队作家梁信给八一电影制片厂写的剧本，送给八一厂后放了很久一直没有回音。后来梁信等不及了去询问，八一厂领导撰述老红军的意见：“你为什么要写爱情呢？我们那些战士死的时候才十五六岁，女人什么味都没闻过，你干嘛要写他们谈恋爱？”

后来梁信不服气，就把剧本转给珠江电影制片厂，因为喜欢这个剧本，时任广州军区文化部副部长的戴碧湘把剧本转寄长春、北京和上海的天马、海燕、江南等制片厂。谢晋从上影编辑沈寂那里拿到剧本一看，很喜欢。

“谢老对我说过，他看中《红色娘子军》并不是因为什么革命传统，而恰恰是琼花和洪常青的爱情，后来他也拍了这些爱情场面。”石川说。

在梁信的剧本中有3幕爱情戏。第一幕是吴琼花违反纪律关禁闭时，琼花对红莲敞开心扉表达了对常青的爱慕之心；接着是吴琼花与洪常青在分界岭重逢，琼花向洪常青含蓄表达爱意；最后是椰林寨欢庆丰收，在红莲与阿贵婚礼之夜，琼花向常青明确表白爱情，最后用一包槟榔“定情”。

但谢晋没有想到，等1959年电影拍摄制作完毕，在审查时上级领导要求把爱情这条线拿掉，谢晋坚决不干。后来电影局专门开会讨论，是否删掉电影中的爱情场景。

时任电影局副局长的张俊祥问谢晋怎么办。谢晋回答说：“不能删，除非是说党委决定。”张俊祥说：“谢晋，那就算党委决定吧，还是删掉。”谢晋沉默了许久，只能默默把那场琼花和洪常青的含蓄爱情戏给剪掉。

“《红色娘子军》虽然删掉了爱情戏，但电影里琼花尾随女兵检阅部队的细节，就把谢晋的电影和当时的电影区分开来了。他希望即使是做政治宣传，银幕也应真实化，英雄人物非脸谱化。《舞台姐妹》里，谢晋希望让春花能够谅解邢月红的处境，表现一点人情，结果后来受到了批判。”石川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61年，周恩来在全国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要求全国各地电影厂的负责人对在“大跃进”运动中被伤害过的艺术家道歉。当时《红色娘子军》的出品方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也就《红色娘子军》被删给谢晋道了歉。

学者李奕明说，《红色娘子军》成功展示了谢晋作为一名导演在敏感题材上左右逢源的能力和才华。“从中国电影史的序列来看，谢晋被归入到第三代导演，但对新中国来说，谢晋实际上是第一代导演。新中国成立后，所有旧时代的知识分子都面临改造世界观的问题。”

1950年，谢晋考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八个月后毕业，被分配进入长江影业公司工作。3年后转入新成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

作为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谢晋适应政治环境和意识形态变化的能力要远远超过其他人。“他不同于巴金、老舍那样的知识分子，年轻使他很快就接受了革命文艺的艺术模式，掌握了革命语言的表达能力，开始了新中国电影的创作。”李奕明说。

在《女篮5号》之前，谢晋已经在电影圈摸爬滚打了9年。先后在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和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就读，1948年，谢晋进入上海大同电影公司，担任助理导演。3年后，谢晋开始担任独立电影导演，拍了《控诉》等5部电影。“虽然这5部电影在手法上还幼稚，但表达语言很流利。”李奕明说。

在《红色娘子军》后的17年里，即使政治运动波澜起伏，谢晋一直都在拍电影，从1962年的《大李小李和老李》到1979年的《啊！摇篮》，那么困难的政治环境里，谢晋平均三年拍一部电影。这期间的7部电影中，即使是《舞台姐妹》、《海港》、《春苗》这样意识形态很重的英雄电影，谢晋也想拍出自己的艺术特色。

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和夫人在上世纪80年代作为大学生在南京大学进修中文时，在电影院无意看到了谢晋的《春苗》。马克·穆勒当时非常奇怪：这怎么可能是一部中国电影，明明是一部好莱坞电影。他认为这部电影的叙事、调度、场面、人物关系，戏剧冲突，看上去就是一部典型的上世纪30年代好莱坞的电影，把好莱坞工业化拍摄技巧与中国内容融合得非常好。

“谢晋在电影方面很有创造性，比如说，他的《黄宝妹》就很像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他的每一部电影都有某种别人没有尝试过的东西，给中国电影增添了很多新的元素。”马克·穆勒曾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在2009年的威尼斯电影节给谢晋颁一个导演终生成就奖。

和马克·穆勒有过交往的石川认为，“谢晋在艺术情趣上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旧上海的电影人，他受到过完整的老上海的电影教育，又有在旧上海电影公司工作的经历，他知道老上海的娱乐电影是怎么拍的，戏剧是怎么演的，观众喜欢看什么。”

因此，谢晋对那种政治标语口号的电影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他本能地把自己的经验和观念渗入到电影中，同时作为一个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导演，他也知道那个时代的政治主题是什么，尽可能在自己的电影中把两者融合在一起。

黄金时代1978-1989

1979年，在上海师范大学读书的任仲伦看到谢晋的《天云山传奇》，激动得彻夜未眠。“那时候刚刚粉碎‘四人帮’，思想解放的苗头刚萌生，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以来，对冤假错案的清理、鉴别、平反昭雪也逐渐进入高潮，全国右派‘摘帽’工作差不多就要接近尾声。《天云山传奇》通过主人公罗群在政治风云中的命运变化，折射出社会政治的畸变。谢晋的反思精神和人伦理想给我非常大的震撼。”

因为《天云山传奇》的巨大反响，谢晋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当时一些报刊开始连篇累牍刊登争鸣文章，有媒体发表社论说“《天云山传奇》是大毒草”。“我们对左倾政治的认识就是这么来的”。任仲伦说。

谢晋一辈子都感激孙冶方。这位经济学家和许多人站出来为谢晋说话，孙冶方在《也评〈天云山传奇〉》一文中呐喊：“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应该牢牢记住：今后我们再不能重犯把同志当敌人的错误了！”

因为《天云山传奇》的巨大争议，谢晋不得不中止了他当时最想拍的小说《杨花似雪》，改拍“第三志愿”的张贤亮小说《牧马人》。《牧马人》一出来的时候也争论得很厉害，主人公许灵均走还是不走，当时成为了全社会讨论的话题。《牧马人》获得了那一年的“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

等到1985年《高山下的花环》上映时，任仲伦离开上海师范大学，到新创办的《中国电影时报》（后更名为《文汇电影时报》）当了评论部主任。与谢晋等中国电影人有了更加深入的交往，在13年的报人生涯中，他共写了600万字的电影报道和作品评论。

“《高山下的花环》在思想上应该说比《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退步了，又回到了谢晋早期电影的状态。这部电影与当时国家对外政策关系过于密切，与政治热点太近了。在主题上这部电影也是相互矛盾的，一方面倾述对英雄们的歌颂话语，一方面在叙述着对社会不公的批判话语。”任仲伦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1986年7月18日，朱大可发表了《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在全国文艺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朱大可在短文中指出，谢晋电影具有确定“模式”，恪守从“好人蒙冤”、“价值发现”、“道德感化”到“善必胜恶”的结构。无论是《天云山传奇》、《牧马人》和《高山下的花环》，总有一些好人蒙受冤屈，接着便有天使般温柔善良的女子翩然降临，感化了自私自利者、意志软弱者和出卖朋友者。谢晋向观众提供的这种“化解社会冲突的奇异的道德神经”，体现了一种“以煽情性为最高目标的陈旧美学意识”，“宣扬陈旧的道德观，与现代意识格格不入，是中国文化变革进程中的一个严重的不协和音”。

《文汇报》文艺部主任徐春发为慎重起见，在编发朱大可文章的同时发表了江俊绪的《谢晋电影属于时代和观众》。李劼随后也在该报发表文章，指出，“谢晋模式”是“中国电影的一种悲剧性现象”，应该对这一“封闭的稳态模式”予以“击破和超越”。最后，这场讨论的让徐春发丢了乌纱帽。

“我认为谢晋的电影观念与他自己的家庭生活有很大的关系。《芙蓉镇》写那样一个黑暗的年代，有警钟也有温情。这其实是谢晋的人生态度，再困难也要乐观活下去，在‘文化大革命‘中，谢晋父母自杀，两个儿子被人扔到垃圾箱里，他还是这么想的。这是一个导演彻底的审美理想，没有高低的。他相信，再黑暗的年代里，也有人性之美。”《芙蓉镇》上映时，任仲伦发表了一篇《论谢晋电影》，谢晋看了很满意：“小任，我跟你讲，这些年写我的所有文章你是写得最好的，我认为最合适的，说我好、说我不好，我都认了。”

“谢晋学戏剧出身，他很懂戏剧这一套，每部戏都要讲冲突的，没有冲突不成戏。他有一个秘诀，他始终把好人、坏人分得很清楚，好人就特别好，坏人就特别坏，整个性格特别鲜明,让观众一开始做到爱憎分明，所以他的电影才有那么多人喜欢。”任仲伦说。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孟建至今还清晰地记得，20年前，谢晋带着《最后的贵族》剧组到南京首映，他们有过一次交谈。谢晋说：“我一直在思索，为什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会出现人类的“返祖”现象——极为残酷的泯灭人性的争斗？我的‘反右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等作品都是想探讨这些问题，但我总感到肤浅，肤浅！”

边缘年代1992-2008

1992年，谢晋拍完《启明星》后，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办理退休手续。石川教授说，当时谢晋的心情很不好，谢晋很看重的《赤壁大战》，当时日本的投资已经谈好了，剧本也好了，可不知道怎么回事，日本投资商最后把钱投给了中央电视台拍电视剧《三国演义》。

几次这样的经历下来，谢晋欲离开上海前往北京发展。在当时的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极力挽留下，谢晋最终留在了上海，另立门户，花800万注册成立了当时国内第一家民营影视公司：谢晋-恒通影视公司。

为支持谢晋，当时国家广电总局特别给了谢晋公司一个政策，谢晋公司可以直接从广电总局获得“厂标（生产许可证）”，无须像其它民营公司一样拍电影、电视剧只能到国营电影厂买许可证。

和公司一起成立的还有谢晋－恒通明星学校。谢晋一直对现有的演员培养制度不满，花200万注册了一所影视表演学校，在海内外招收了30名学员。他想把自己的经验传给年轻人。

“谢晋拍电影，喜欢让演员读剧本写角色自传，让每个演员深入理解角色，然后才开始演戏。他把很多不懂表演和刚刚进演艺圈新人变成了大演员，比如刘晓庆、陈冲、姜文。”任仲伦说。

谢晋的影视公司和学校发展都不像谢晋想的那样顺利。谢晋公司16年里只拍了《老人与狗》、《女儿谷》、《鸦片战争》、《女足9号》4部电影，无论是产量还是质量，都比不上谢晋在上影厂工作的八十年代；明星学校在连续招生3届后，转给了上海师范大学。

石川认为，谢晋公司成立的时候，中国电影开始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电影的制作和发行脱离，电影市场相当暗淡，观众大幅度下降，瞒报票房现象随处可见，电影基本上是拍一部亏一部，中国电影企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拍了一部《老人与狗》和《女儿谷》后，谢晋公司的800万家底就花完了。谢晋公司的副总经理张惠芬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虽然谢晋身为公司总经理，在意识和观念上却没有任何变化，在电影项目选择上不考虑商业因素，“全拍文艺片”。

公司开张的时候，也有一些民营公司找上门来，希望能够与谢晋公司合作，出钱让谢晋给自己的影视剧挂名艺术总监，这些都被谢晋拒绝。

“有些老板找到谢老，愿意投资拍电影，条件是让自己的女朋友在电影里出任2号、3号主角，或者是仅仅演个跑龙套的角色……最后这些要求都被谢老拒绝，这十几年里，这样的机会一直有，但是谢老在这点上却决不妥协，甚至在他的电影里植入产品软广告他都不肯，所以我们也失去很多筹备资金的机会”。张惠芬回忆说。

投资1亿元的《鸦片战争》最后能够拍成，完全是个例外。1997年香港回归，这部电影被列入重大题材项目，得到了教育部、四川省政府的支持，加上谢晋公司找到民间投资，才得以拍摄完成。

“电影的主要外景地花的3000多万全部是横店出资，没要剧组一分钱，如果按照现在的市场运作，《鸦片战争》肯定挣钱。但当时院线没有组建，票房也没有联网，瞒报、谎报现象特别严重。”石川说。

石川在拍谢晋传记片的时候采访《鸦片战争》的制片人：“亏这么多钱，总得有个交待吧？”没想到制片人回答说：“你为什么不能换个角度来看问题，这一部分票房虽然没有回收，被电影院截留了，钱不也是发给职工当奖金了吗？咱们就想是我们养活了那么人。”

国内票房无法回收，海外也赚不到钱。张惠芬说，当时亚洲金融危机导致海外账款无法回收，《鸦片战争》让谢晋的公司出现了严重亏损。张惠芬是1994年到谢晋-恒通影视公司工作的，她从职员一直升到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

在这部投资过亿的影片中，导演谢晋只拿了几万块钱稿费。

张惠芬说，《鸦片战争》最大的经济贡献，是横店发展影视城搞旅游打下了基础。

2000年，中国女足在美国比赛惨败，谢晋的《女足9号》也随之票房惨淡。

不久，一直支持谢晋的恒通集团选择了退出。谢晋公司接着拉了一家公司入股，不到一年，这家公司也选择了退出。

在这种情况下，谢晋公司的每一部戏的投资都非常难找。最后，一直拒绝拍电视的谢晋只能默许公司给台湾电视台拍电视剧维生。

在石川看来，一直在国有体制当中成长起来的谢晋并不具有到市场解决中去游泳的能力：“我曾经查证过谢晋所有拍的剧本，真正他自己选的只有《芙蓉镇》，其它剧本都是厂里的文学编辑给他看，然后厂长分配给他拍。他已经习惯了国营电影制片厂体制，心里上有依赖感，而自己另立门户当老板后，什么都得管，这些具体的事情然他感到烦躁，虽然是总经理、董事长、法人代表，但他基本上只是个甩手掌柜，只管艺术创作。”

没有戏拍的日子里，谢晋除了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外，大不分时间呆在家里，看书看报看电视，或者外出找朋友喝酒聊天。“这个时候他因为在现实中被边缘化了，不管他承认不承认，这8年的中国电影跟他没关系了，他只能在酒桌上回顾自己过去的辉煌，或者抱怨没有好小说好剧本。”

即使是这些社会活动，也很难帮助他找到投资。石川说：“在这样一个商业社会里，你不考虑经济利益，别人凭什么给你投资，围在他身边的那些商人就是想利用他这个招牌，忽悠他利用他替自己办事。比如说一部电影《乡村女教师》，忙了五六年了，一点没动静。我心里其实明白，他那些电影计划其实永远都不可能实现了。”
2000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