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2-28 16:07:00 来源:
今年，２００７年，新诗９０华诞——１９１７年２月，胡适发表在《新青年》上的８首白话诗，被公认为中国第一批白话新诗。新诗大寿的当口，诗坛事端频频，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事件非“梨花体”莫属。浪奔浪流固然好看，然而我们更关心的是，风起何处
“支持赵丽华，保卫现代诗歌”，２００６年９月３０日，数十诗人聚京城，苏非舒当众全裸遭刑拘。赵丽华说，“我知道后挺难过。”
事到如今，有点说不清了。这种景象倒有点像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诗句：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了／以致于我们忘记了／我们为什么而出发。
为什么呢？说来话长——写他们，１９７０年代末是恰当的起点。
解冻之后，一切都在复苏，包括诗歌。诗歌自复苏第一天起，就伴随着“论剑”——“归来派”与“朦胧派”之争，最终以后者胜出告终；“朦胧派”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儿，“第三代”就横空出世……
“朦胧派”Ｖｓ“归来派”
１９７８年４月３０日，上海《文汇报》登出了艾青的短诗《红旗》。这是艾青在时隔２１年之后第一次在报刊上正式出现。艾青的复出，似乎意味着诗人的政治冬眠已宣告结束。与艾青年龄相仿的“解冻者”大都已白发苍苍，复出之后的他们被称为“归来诗人”。
贵州的青年诗人哑默（伍立宪）读罢《文汇报》，即致信艾青：“……我们找你找了２０年，我们等你等了２０年……”
之后，艾青在《艾青诗选》的《自序》中，将哑默的信摘抄引用。
１９８０年，哑默再次致信艾青，语态与前次迥异：“艾青在我的心里已经死去了……”这段话，被登在贵州民间诗刊《崛起的一代》中。
《崛起的一代》主要撰稿人叫黄翔，哑默是积极参与者，而这两个人正是此后朦胧诗的导火索。
感于诗歌的新生，１９７８年１０月，黄翔偷偷跑到北京，在王府井大街贴了１００多张大字报，总题为《启蒙：火神的交响诗》。１２月到次年３月，他又５次进京，除了接着张贴大字报，又加了发自己油印的诗集。
黄翔惊动了两类人，一类是如北岛一样的青年诗人，一类是如公刘一样的老诗人。
１９９２年，北岛曾在伦敦的“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上说：“他们这种狂妄的态度，对于北京人来说，可以说是呼啸而来，所以，对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２３日，北岛联合芒克等人创办民间诗刊《今天》，并执笔发刊词：“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的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
“归来诗人”公刘随后在《星星》复刊号上发表评论：“他们……或是可以争议的。如视而不见，任其自生自灭，那么人才和平庸将一起在历史上湮没。如加以正确的引导和实事求是的评论，则肯定会从大量的树苗中间长出大树来。”
洪子诚和刘登翰在《中国当代新诗史》这样描述青年人回应：“他们曾私下议论，不知道应该由谁引导谁！是顾工引导顾城，还是顾城引导顾工？（顾工为顾城之父，１９５０年代初开始写诗的军队诗人。）”
１９８０年，《诗刊》登载了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称青年诗人的诗歌“写得十分晦涩、怪癖，叫人读了几遍也得不到一个明确印象，似懂非懂，半懂不懂，甚至完全不懂，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朦胧诗”这个名字，也就叫开了。
臧克家坚决认为“朦胧诗”“是诗歌创作的一股不正之风，是我们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艾青也陈词严厉：“‘朦胧诗’……排除了表现‘自我’以外的东西把‘我’扩大了遮掩整个世界。”
因为冬眠，“归来诗人”阴错阳差地来到了孩子们的年代，然而江湖已不再是那个江湖，前辈与晚辈用冰冷的眼光相互审视。
就此，朦胧诗看似胎死腹中。
《中国当代新诗史》一书认为，“他们（归来诗人）把这种‘复出’，看着是原有的生活、艺术位置的‘归来’：从被‘遗弃’到回归文化秩序的中心。”
无论如何，记住他们的名字吧：艾青、流沙河、牛汉、蔡其矫、穆旦、公刘、邵燕祥……人们确实没有忘记他们，ＣＣＴＶ２００７新年新诗会，牛汉获“年度推荐诗人”奖。
《今天》像磁铁一样，吸引了一群青年，他们遍及全国，迅速形成了一个“群落”。欧阳江河当年就是将《今天》当作“启示录”和“写作范本”来读。接受采访时，欧阳江河援引他之前写过的话，说：“《今天》，好比我们青年的宗师，他带来了异端思想和怀疑精神。”
顾城，也是被这块磁铁吸引而至的一个精灵。
芒克讲了这样一个故事：１９７９年初，姐姐顾乡把顾城带到了《今天》编辑部，北京一座大杂院里的一间简陋平房，便是当时编辑部的所在地。芒克和北岛等人正在埋头印刷杂志。顾城进屋后像个“胆小的孩子”躲在姐姐身后，两眼怯生生地盯着芒克。芒克说：“我心说这里又没人打你，你这是干什么呀？！”
这个“胆小的孩子”是去投稿的，他把一大摞诗稿递给芒克。北岛和芒克对他的诗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留下了。等顾城和他姐姐离开后，北岛笑着对芒克说：“看你把人家给吓的！”
芒克说：“后来，顾城成了朦胧诗的主要一员。”顾城写下了“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他寻找光明”（《一代人》）这样的诗句，并被称为“童话诗人”。
朦胧诗最终从论争中得胜。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回答》，北岛 ）类似诗句家喻户晓，俨然成为新的经典。
“第三代”Ｖｓ“朦胧诗”
自杀和分裂
１９８４年，成都，骆耕野、欧阳江河、周伦佑等人成立四川青年诗人协会，并各任副会长，万夏、杨黎任副秘书长。
据杨黎的《灿烂》透露，由夏入冬，万夏曾打电话问他：“诗协跨了没有？”
晚上，万夏来杨黎家楼下。
“当时我都已经上床了。我们家只有三间屋，我父母一间，我外婆一间，我和我的女朋友一间。所以，我和万夏那个重大的‘阴谋’，就是在我家楼下的寒风中商定的。”杨黎在书中写道。
这次“阴谋”，利用周伦佑和会长陈礼蓉有隙，改组了诗协的领导班子：万夏自荐而任副会长兼秘书长，杨黎和赵野当选副会长，而周伦佑和欧阳江河等尽皆刈除。
周伦佑匆忙从西昌赶回成都，但为时已晚。成都诸人正沉醉在酒乐之中。
１９９１年，周伦佑写下《第三代人》一诗，不乏微辞：“一群斯文的暴徒／在词语的专政之下／孤立得太久／终于在这一年揭竿而起／占据不利的位置，往温柔敦厚的诗人脸上／撒一泡尿／使分行排列的中国／陷入持久的混乱／这便是第三代诗人／自吹自擂的一代……”
１９９２年，分裂的“非非”由杨黎、蓝马编印《非非作品稿件集》，而周伦佑则编印《非非》复刊号。大家开始为谁是正宗的“非非”争执不休。
类似的分裂正在进行时，间或传来不幸的消息。
１９８９年３月２６日，海子山海关卧轨自杀。
离弃了他曾写下的：“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
海子生前与诗人骆一禾、西川并称“北大三剑客”，三人交好。骆一禾４月１５日曾致信万夏，说：“例如说他的诗不行，他抵不住后现代主义艺术，他是怯懦的等等……我和西川都要与之斗争到底。”
一个半月后，骆一禾死于突发性脑溢血。
“海子的死，让我突感人之作为存在的尴尬；你有权利选择死，却决定不了尸体的样貌。”西川说。此后，西川每作长诗，在笔记准备完毕后，并不能起笔写，他需要等待一个噩梦，然后才能写。“我不需要噩梦的内容，我需要的是噩梦本身。”西川说。
１９９３年，“童话诗人”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自杀，自杀前，他以斧头结束了妻子谢烨的生命。
“知识”Ｖｓ“民间”
１９９９年４月１６日到１８日的“盘峰会议”的正式名称为“世纪之交：中国诗歌创作态势与理论建设研讨会”，会议具体内容是相互攻击。
会上，诗人们激动地认为，诗人共分两种，一种叫“知识分子”，另一种叫“民间”；前一种诗人认为后一种诗人试图垄断话语权力，而后一种诗人则认为，前一种诗人正在垄断话语权力。
会后，《中国青年报》有篇报道，题为《十几年没“打仗”诗人憋不住了》。
那场被诸多诗人津津乐道的“峰会”之后，只会写诗的诗人过时了，流行的是边写诗边制作诗歌理论，同时治史——诗歌史。
是年，王家新在其文《从一场蒙蒙细雨开始》中提出，以“后朦胧诗”取代“第三代”诗歌的称谓，并在《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数的少数人”》中极力批判所谓“民间写作”。
于坚反击：“第三代诗歌并非所谓后朦胧……后朦胧诗在８０年代张扬的是‘文化诗’，到了９０年代则变成了‘知识分子写作’……”
于坚当年参与论争时，据说“言辞激烈”，如今他说：“我是出于对母语的敬畏，希望能警醒人们汉语在衰颓，你把我那些激烈的措辞抛开，你会发现什么？我听说一个美国研究者就比较理性，他说‘盘峰论争’是中国诗人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的标志。”
近年，这场争论仍在以各种形式继续。“叛逆者”后面是不间断的“叛逆者”：“下半身写作”、“垃圾诗派”、“低诗歌”，直到２００６年９月恶搞赵丽华的所谓“梨花体”……闹剧从未中止。
到此，近３０年的诗歌史，几乎为两个关键词统摄，那就是“反叛”和“分裂”。问题是：时代需要留恋诗的诗人，还是留恋诗歌史的诗人。
欧阳江河没参加“峰会”，他说：“回国后，我发现一切都变了。消费时代来了，市场经济冲洗之后，理想淡了，生计浓了，谈诗的也许也不是谈诗了，‘盘峰’哪里是什么诗学的争论，就是大家划分地盘，抢占谁是诗歌主流的话语权而已。”
洪子诚和刘登翰认为：“诗人们之所以焦躁不安，是意识到这个时代留给诗歌的空间已经不多，也不再那么相信‘时间’的公正。他们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他们从历史中收取的经验是，诗人可能会有很多偏执，但以‘公正’面目出现的诗歌史，偏见也不可避免，甚至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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