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上海 2008-10-29 17:40:37 来源:南方周末
“文革”后，巴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77年5月25日刊登在《文汇报》上的《一封信》。
巴金的老朋友潘际坰被派到香港《大公报》编副刊，他托黄裳向巴金约稿，正好当时社会上对日本电影《望乡》议论纷纷，批评声一片，巴金恰恰看过这部电影，认为影片不错，就于1978年11月30日晚上写了篇文章，这就是《随想录》中的第一篇《谈〈望乡〉》。后来巴金觉得有很多想法需要表达，就在《大公报》上开设一个专栏，一篇篇写下去，一共写了150篇。
今年10月16日，南方周末记者走访巴金故居，巴金研究会副秘书长周立民披露了鲜为人知的《随想录》的故事——
“那个姓巴的最坏”
经常听到有人说，《随想录》被捧得太高了。它不但没被“捧”，还不断挨批呢！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就是个不合时宜的作品，巴金自己就说：“绝没有想到《随想录》在《大公报》上连载不到十几篇，就有各种各类叽叽喳喳传到我的耳里。有人扬言我在香港发表文章犯了错误；朋友从北京来信说是上海要对我进行批评；还有人在某种场合宣传我坚持‘不同政见’……”当时有人声色俱厉地说：周扬、夏衍、巴金是三个自由化头子。还有地位更高的老革命公开在中央党校骂：“那个姓巴的最坏……”在当时足以让人惶惶不安。
他的朋友们也为他担心，劝他不要写了。也有高官劝他“安度晚年”，黄裳先生《关于巴金的事情》一文中还写到这样的事情：“有一天正在他的病房里坐着时，有一位‘大人物’推门而入了。他是来探病的，交换了几句普通的问答以后，大人物说，‘我看你还是好好地休息，以后不要再写了。’说完就告辞出去，仿佛特来看病，就是为了说出这两句‘忠告’似的。”（《黄裳文集·珠还卷》第459页）
“再发生这样的事, 就打你们屁股”
1981年，为了纪念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巴金写了《怀念鲁迅先生》一文，结果该文在《大公报》发表时，文章中凡是涉及到“文革”的词句都被删去了，甚至连引用鲁迅的话中说“我是一条牛……”也被删了，说“牛”容易让人联系到牛棚。作为一个在海内外有威望的作家，不打招呼就大删文章，真是少见的事情。当时责任编辑潘际坰先生在北京休假，后来一问：“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1981年9月，在鲁迅百年诞辰之前，国务院外事办的负责人召集了香港几家报纸的总编辑在北京开了一个会，会上外事部门的负责人对各报总编主编说，海外报纸发表关于‘文革’的文章太多了，有负面影响，中央既往不咎，可是今后再发生这样的事情，就要打你们屁股了。”（潘际坰：《〈随想录〉发表的前前后后》）还有一件事情：199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讲真话的书》时，收录巴金“文革”后的所有创作，最初认为《随想录》有三篇文章不能收进来，后来是《“文革”博物馆》一篇开了天窗，那一页有题目，没有内容，白纸一片，有人说这是新中国出版史的特例。
不但是巴金，就是约请巴金写作《随想录》的《大公报》编辑潘际坰先生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有人让他不要再登这样的稿子。到最后，身体很好的他被莫名其妙地“勒令”退休，潘先生当时讲了个条件：退休可以，但《随想录》我要编完。
巴金并没有被声望、地位、头衔什么束缚住，写《随想录》的时候，他就是要表达自己的声音，因此也屡屡“享受”到一些特别的“待遇”。1979年底，第四次文代会召开前夕就有一次，本来按照惯例巴金应当是上海代表团的团长，他是上海市文联主席、作协上海分会的主席，也是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的副主席，众望所归。但就在出发前不久，上海代表团突然出现了一个第一团长，这样巴金就成了第二团长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因此在文代会上成了代表们议论的一个话题。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巴金在《随想录》中写文章支持沙叶新写小骗子的剧作《假如我是真的》，有人觉得巴金不是在揭我们社会的伤疤嘛！不高兴了。还有一次，应当是1984年吧，上海文联换届，巴金被换下来了，理由是巴金年纪大了。巴金本人并不在乎当不当主席，自然没有什么意见了，好玩的是新换上的主席居然比巴金还大一岁，可见还是对他有看法啊。当时很多人为巴金抱不平，认为不应该这样对待巴金。
“把该写的写出，然后死去”
巴金当时给朋友的信上说：“目前所作所为以及五年计划都是在料理后事，除了写作，还想促成现代文学馆的创办。我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只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长官点名，我不会害怕。倘使一经点名，我就垮掉，那算什么作家？点名之说早已传到耳里，我无所谓，据说是在外事工作会上讲的。但后来他又派秘书来找小林（巴金女儿）谈话，劝我不要相信别人的挑拨。我仍然不在乎。但我更感觉到我必须退休了。不能再混下去。必须把该译的书译出，该写的写出然后死去，那有多好！作家不是为了受长官的表扬而写作的。”（巴金1981年1月19日致王仰晨信）“点名问题几个月前就传过，说法不一，最近又流传起来。有人替我担心，其实我毫不在乎。这应当是最后一次的考验了。这一年多来我身体不好，很少参加活动，写字吃力，但还是写完了两本小书。我哪里有精力和时间去支持什么人？然而我的‘随想’可能得罪了谁，才有人一再编造谣言。我不怕什么，也不图什么，反正没有几年可以工作了。”（（巴金1981年2月16日致萧乾信）
见了领导人，巴金也是敢于表达自己的见解，胡耀邦两次接见巴金，巴金两次为青年作家仗义执言：1979年11月16日、1981年10月13日，前一次是为沙叶新的剧本，后一次是为白桦的《苦恋》，他呼吁应当爱护青年作家。
曹禺1981年12月21日日记中记录：“上午到人大浙江厅，乔木同志接见作协理事会部分人员。巴金谈‘无为而治’，‘爱护作家’等。乔木同志大谈‘有为与无为，治与不治’，实即反驳。”其实“无为而治”是巴金一贯的看法，在1957年，他的发言中“把文艺还给人民”就是希望长官不要过多地干涉创作，不能你一句话作家辛辛苦苦的心血就白费了，而对于作品评价应当由读者和人民来决定，坏的作品，大家不喜欢，自然就被淘汰了。
“我不谈克服所谓‘西方化倾向’”
进入新中国之后，巴金说他是“投降了人民”，就是说他真心实意地想为这个国家、社会做一点事情。那么，有人说你身上有旧知识分子的习气需要改造，在一段时间内，他也诚心诚意地要改造自己。这大概是1968年以前巴金真实的心态。1957年反右前，他起初是发表了大量的杂文和言论，对于文艺体制、文艺领导、出版以及一些社会现象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后来风向转了，他受到市委领导的提醒，才及时刹了车，本来单位里内定他“中右”的，上面保他，这才让他过了关，他随后发表一些批判“右派”的文章。从这些文章里你能看出很有意思的现象，他一面用那种报上的大批判的语言批判他人，一面又在说应当加紧改造，像是做检讨，就是说他是批判者，但又仿佛是被批判者。当时巴金的一位老朋友认为，巴金的作品中没写过“毛主席万岁”，他的旧作没有重印的必要。巴金为自己辩解：我就是这样的风格，我的作品中不写口号。他觉得已经够“紧跟”了，可是人家觉得还不够！随着形势的紧张，他的最基本的想法就是：不要犯错误。
“文革”后巴金截然不同了，《随想录》写作之初，他就坚决表示：不写遵命文学。所以在清理精神污染的时候，好多人都表态支持，巴金却在《随想录》中对于一些粗暴的做法明确批评，而且，他还意识到：发动第二次“文革”的社会土壤还存在，由此更迫切地认识到，应当建立“文革”博物馆，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在关于“西化”和现代派的讨论中，巴金态度也很明确：“不论来自东方或者西方，它属于人类，任何人都有权受它的影响，从它得到益处。现在不再是‘四人帮’闭关自守、与世隔绝的时代了。交通发达，距离缩短，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互相影响，互相受益。总会有一些改变。即使来一个文化大竞赛，也不必害怕‘你化我、我化你’的危险，因此我不在信里谈克服所谓‘西方化倾向’的问题了。”（《随想录·一封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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