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预报的中国“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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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科尴尬：“我们跟中医一样”

地震预报学科在中国科学界的地位尴尬起来。“说我们是经验总结，没理论，常常被看不起。”梅世蓉说，“我们跟中医一样，中医就被认为没水平。”

科学不发达的时候，占星学家就成了科学。既然主流科学不能提供解决理论，那么科学家和普通人在某些层面上也就平等起来，比如山东东阿县的一个农民。他每天观测早上的太阳的异常，据此预报地震。“他一般说3天以内会有大地震，那么在全球范围内还真的有地震。他前几年每年给我们预报10次左右，大概有8次能对上，只是说不准地点。”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首席预报员孙士钅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这个农民观测到的信息“可能还是有意义的”。

这在公众看来则有些怪异，如果一个农民的理论能预报地震的话，科学在干什么？不过孙士钅宏说，什么是科学呢？“科学这个词啊，”他说，“可以说任何一个地震预测方法，我都说不清楚，我相信其他专家也说不清楚。”

唐山大地震之后，地震预报学界需要重振，前提是，地震之前到底有没有前兆？如果真没有，那预报也就无从谈起了。“从事地震预报的人员还要活下去，要探索出一条路。”梅世蓉说。国家地震局开始大规模总结之前的地震震例，总结出的60个震例中记录了921条前兆异常。最后的研究结果是，地震是有前兆的，预报有意义。

到1980年代后期，一套预测实用化的系统被地震局开发出来，将前兆的识别和判定给出定量的标准。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热潮下，地震学者们也努力开发出了地震预报的专家系统。

然而一个致命的尴尬却始终存在——中国地震预报的出发点是，通过发现前兆来预测地震。但检测的这些前兆数据——比如水氡或者地磁——和地震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甚至和地震到底有没有关系，学者们却难于准确判定。

这源于学科理论的欠缺，地震预报的机理还没有解决，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中国地震局现代地震科学技术联合中心主任陈运泰说得干脆，“我不觉得现在有什么地震预测理论。”

国际上有许多假说，但至今无法准确解释地震发生的机理。地震预报学科在中国科学界的地位便尴尬起来。“说我们是经验总结，没理论，常常被看不起。”梅世蓉说，“我们跟中医一样，中医就被认为没水平。”

机理问题不解决，就如同老中医，方法可能很灵，但为什么灵还不知道。何况现在这中医还不怎么灵。

另外让人沮丧的是，大地震的复发时间往往比人的寿命还要长，“你一生在同一个地方赶不上两个地震。”陈运泰院士说，作为一种自然灾害的时候，人们痛感震灾频仍，可等到要研究它的规律性时，又深受样本“稀少”之苦。“当然，这话的意思不是希望多来大地震。”

但科学界自有评判规则，比如地震预报若要申请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就颇为困难，“你必须要提供理论结果和基础规律，但是地震预报不能提供”。“最穷的是搞预报的，搞地震工程和地震观测的都比我们强。”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说，中国地震局下各个研究所接课题，“搞好了给你提点奖励，我们一个项目好的时候一万多或两万块钱这种奖励，别人搞工程或观测的可能就几十万”。

学科特点如此，发表论文也成了难题，而在论文篇目甚为重要的现今中国学界，这显然让年轻的预报研究者们颇为学术前程担忧。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也不是那些从邢台地震的惨状中“滚”出来，对敬爱的周总理表过态，从此就怀上一辈子预测情结的年轻人了。梅世蓉培养了4个学生，后来都转行去了国外的石油公司，利用地震波探测地质结构找石油去了。而且，“几年前北大的老教授就跟我说了，今后三五年别指望我们北大地球学的人到你那儿去”。

陈学忠形容目前地震预报的惨状：“我们所过去是十几二十个顶级专家在搞，现在就是个别的人在做。实在找不到其他工作的才搞预报。”

尽管人才流失，水平下降，但是设备上去了。国家测震台网共有152个国家级地震台，全国31个省级地震台网有一千多个地震台。在过去的很多年中，这些地震台网硬件建设是国家地震经费投入的一大部分。有接受本报采访的学者说，各级地震局对硬件建设的热情超过了对理论突破的热情，因为前者更容易被公众看到以证明地震局的业绩，而后者的突破则遥遥无期。

这其中有诸如监测地电、地磁、重力等数据的台网。梅世蓉说：“花钱上了很多仪器，我们测的数据，最后跟这个地震是不是有必然的联系，说实话我们不知道。”

不过中国工程院院士许绍燮说，“反过来，你知道监测什么东西有用呢？”既然尚无理论突破，也只能多途径先探索。

好在这些台网在汶川地震后几分钟内便显示了威力。尽管有人随之评论：跟唐山大地震相比，三十多年的进步，不过是汶川地震后能迅速找到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