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北京 2008-10-30 07:42:58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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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预报的中国“江湖”_幻灯
技术现实与任务目标的“错位”最终影响到了预报的终端。对于主流地震系统而言，预报是被公众寄予期望的，但恰恰也是最难抉择的。
5月20日，中国地震局、辽宁省政府在鞍山市举行海城地震纪念碑落成揭幕仪式。older/CFP/图
世界上存在两种争论：一种认为科学家可以发布地震预报，不用管老百姓搬不搬家，走不走，他愿意跑就自己跑去，政府愿意停产是政府的责任。另一种则认为科学家没权力发布任何震情预报，因为地震预报的水平很低。“你敢拍着胸脯说准吗？”一位地震局专家说。
技术现实与任务目标的“错位”最终影响到了预报的终端。对于主流地震系统而言，预报是被公众寄予期望的，但恰恰也是最难抉择的。
梅世蓉还记得自己曾发布的一次北京有地震的预报，那是1976年底，唐山地震之后压力巨大。但不久她便撤销了预报，“我走在长安街上去看啊，那真是稀有，好像是抗日战争逃难一样，你往东他往西不知道往哪里走，我心里震撼啊。我们个人渺小得很，发布这个预报跟抛硬币差不多，但是一个意见可以牵涉到千家万户的人，不能轻易搞预报。影响太大。”这最终成为作为地震预报权威的梅世蓉平生惟一的一次地震预报，“还没报准”。
同样是1976年，8月间在四川省北部松潘、平武之间相继发生了两次7.2级的强烈地震。此前地震专家们发现了大量的宏观异常，便也预报了有地震，而且讨论了预报要不要“挂七”（挂上七级），“挂七”和不“挂七”大不一样，一挂了七就是比较强的。
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松潘地震从发布预报到发生地震经历了三个月，其间各地闹地震一片混乱。公众绷紧的神经几近断裂，甚至某村61人连续四日聚集，念咒发功，最后集体投水。“最后实在坚持不住了，政府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地位上，他恨不得你说一个‘没有了’，大家就不折腾了。四川地震局已经考虑要撤销预报，这时候，地震来了。”中国地震局原分析预报中心党委书记张肇诚说。
松潘地震的预报事后受到了批评，认为预报得太早，给当地造成了太大的影响。后来四川省委因为大力部署防震还被批评“以地震压革命”。预警期间有人逃地震跑到了唐山，结果在唐山大地震中伤亡。
至今时常被拿来当作正面典型的1975年2月4日海城地震预报奇迹，在地震学界看来是双重的巧合：学者的自信和政治人物的铁腕。“海城发布预报那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远新在辽宁当革委会主任，地震局说可能有地震，还挺大的，毛远新说那少废话，把人都给我架出去。结果，真震了。”一位中国地震局专家回忆。
梅世蓉把地震预报总结为两个问题：“能预报不能预报，是问题；该报预报和不该报预报，是很大的问题。”总之，预报是很大的科学问题，更是很大的社会问题。所有的症结依然是老问题：地震预报不准。
而地震局在此问题上的一系列权衡，也是以此为基点。
根据现有《地震预报管理条例》，省级地震局负责提供预报意见，各省级地方政府负责发布该地区的地震预警。有的地震局报告给政府的意见，是给省政府主管官员一个关于地震判断的“情况反映”，不作为正式的预报意见，相当于“打招呼”。而且地方政府要权衡利弊，考虑预报不预报的损失。“不是说给了他意见就报，有的地区不报比报要好一些，报了比不报损失更大。比如云南有些地区6级不会有什么人员伤亡，报了可能整个社会生产都停下来了。”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学忠说，“而省局对于报7级以上的地震很谨慎，没有把握的就压下来，或者降级报，比如原本准备报6级的，就报5到6级。”《唐山大地震》一书作者钱钢，在汶川大地震之后所写论文《地震预警初探》中总结了地震部门对预报的态度变化：唐山大地震后的十年间，余悸未消，地震部门最怕“漏报”，政府最担心“漏警”。而1986年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虚报”和“虚警”的担心则上升到主要地位。稳定压倒一切。
新疆地震局副局长王海涛说，从1990年代中期以来，除强余震预报外，新疆地震局还没有形成一个正式的可供发布的预报意见向自治区政府报告过，这基本上也是各省的普遍现象。
因为预报意见不多，“辟谣”反倒成了各地地震局最常见的露面形式。福建省地震局原局长陈洪鹗说，他1983到1987年任职时主要任务就是辟谣，因为辟谣成功获得过国家地震局的一等奖，发了奖金。“有一次一个专家预报新疆某地要发生地震，当时从上到下都非常重视，怎么办？我们把他在新疆预报过的所有意见都找出来，他前面报的多了都没有对应，这一次我们能信吗？”王海涛说。
事实上，从地震局到地方政府，上述一整套做法好比一个“保守疗法”，减少了虚报造成恐慌的几率，但也减少了直接预报成功的可能。
进一步说，如梅世蓉所言，年度会商不敢提大震，使得形成的指导意见给地方地震局一个无大震的基本判断。而地方地震局对估计的“小震”再采取保守原则，以免虚报，则地震预报的可能性再度降低——虽然这在当今科学上本来就达不到。
“在科学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要让政府做出重大的行政决策，政府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这也是不公正的。”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研究员张国民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
如果不发生地震，前文所述的整个尴尬的运转体系倒也没有大碍，台网建设、抗震救灾都有了成果，学界也在慢慢等待预报方法突破的那天，虽然他们说这可能要几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
“这次8级地震是对我们地震预报研究者一种信心的摧毁。”王海涛说，“我们都很努力，但是并没有得到上天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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