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改轮回

产权制度变形
也正因为梁家河矿难，让山西省的领导们明白过来——因为这期矿难就是层层转包后发生的。参加抢险的山西省委领导当场认为，要想责权利明晰，必须施行煤炭产权制度改革。

以前临汾的小煤矿都是承包集体的，其间层层转包。当一起矿难事故发生之后，往往找不到老板，实际的控股人往往是当地和乡镇府或者村委里面有千丝万缕关系的人。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承包费也是因人而异。一般向乡政府承包的时候，先签署一个框架协议，一次性承包或者一年一次承包，价格在几十万元到几百万元之间。有时根据煤炭行情的好坏，来确定承包费。

为何产权制度改革在临汾最终也会无疾而终呢？

“提起价款就伤心。”一位煤老板诉苦说。2005年5月20日山西蒲县克城镇后沟煤矿瓦斯爆炸，临汾全市又一次停产大整顿，以至于当年多数煤矿干了不到3个月，直到2006年5月份还未有开封条的迹象。

临汾市当时的态度是不缴纳价款就不给小煤矿开封条。“而且政府说，只要交了价款，你们不干了，还有儿子、孙子。”临汾的一位煤老板激动地对记者描述了当时的情形。

为了逃价款，怕储量报多了多缴纳价款，很多煤老板通过各种渠道，送礼、行贿将储量尽可能报低，结果到了2005年，临汾市政府对外宣布储量在100万吨以下的都要关闭，一夜之间，原本的低储量的煤矿变成了200万吨、300万吨。“为了保住煤矿只好硬着头皮通过各种手段找评估机构，重新申报补交价款，2003年之前赚的钱全部又砸到价款里面。”

检察机关事后统计，仅由时任临汾市副市长苗元礼批准的43家煤矿减免缓交煤矿资源价款达5亿之巨。也就在临汾市的领导更迭期间，10月22日，苗元礼一审在山西朔州开庭，一审中苗元礼全部否认了被控的受贿事实。

临汾市一个经典演绎“一跤摔出400万”的版本是：当时临汾市的一位落马官员在接受中纪委的问话，本来没有什么问题，结果紧张摔了一跤，从笔记本中掉出了一张银行卡，经过调查，里面竟然有400万元。

一个良好的制度遭遇了地方官员的寻租、政策多变性，结果当这些煤矿开始生产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明天能不能生产，于是拼命超采。煤炭产权制度改革并未阻止矿难的发生。

临汾的“煤”运
从技改、煤炭产权制度改革直到煤炭资源重组，为何一个个在主政者看来美好的制度却在临汾上演夭折的大戏呢？

乡宁县煤炭管理局的一位人士道出原委：政策不连续，而这又源于领导更迭太快。

煤炭产权制度推行之时的李天太因为“12·5”洪洞矿难黯然离职，彻底宣告产权制度改革停滞。力推煤炭资源整合的夏振贵因为“9·8”襄汾溃坝停职检查，宣告煤炭资源整合重组停滞。

在夏振贵停职检查期间，他主政临汾期间所提出的“科学发展、环境宜人、和谐平安、风清气正”十六字以及三城联创——临汾两年建成省级卫生城、三年建成省级园林城、四年建成省级环保模范城，现在已经不再在当地媒体中提及。

在煤老板们心中有着还有一个不愿意公开的话题：政府过多参与煤炭市场。这点在临汾过往的几次矿难中都有其影子。

临汾一位煤老板即告诉记者，现在他开煤矿，在开封条之前首先要准备几百万元，这些钱全部是要摆平和煤矿有关系的部门。一个例子是，当煤矿停产整顿之时，税务局都会找上门来，开始查前五年的账，“谁不偷税漏税？最后只有乖乖缴税”。他随口说出了自己需要向哪些部门进贡。

在政府看来，煤老板是一毛不拔，所以应该尽可能让他们支持政府。2004年4月，乡宁县开始实施“一矿一业一事”——即凡在乡宁开矿的煤老板都要从每吨煤中拿出30元做一项“公益事业”，带动一个“非煤产业”。这种“劫富济贫”的方式让这些煤老板苦恼不已。现在从乡宁台头镇到乡宁县城的公路就是这些煤老板们的杰作。

社会生态迅速变形让这里的主政者面对错综复杂的关系。

在临汾市尧都区的滨河西路，以前沿河滩涂地有4公里长的违章建筑，大部分是二、三层楼房。夏振贵主政期间将其全部拆除，结果在拆除之时，很多楼房竟然无人认领。夏离职之后，现在还是一片瓦砾。

正如临汾官场人士所说，那些煤老板要保障自己的煤矿能够正常生产，必须要有异乎寻常的聪明。

比如，煤老板的车子内，往往会放着各种证件以应不时之需。甚至一个煤老板将镰刀斧头的标志作为检查站的通行标志——检查人员都以为是市委的领导。

正是因为生存土壤的异化，煤老板、政府连假记者都害怕。据了解，临汾曾查处的假记者证不下300个，这些还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一位熟悉当地官场的人道出了玄机：把狼赶走，万一引来老虎（真记者）怎么办。

一位原临汾市政府官员无奈地说，临汾是一个资源大市，现在正处于转型期，一旦改革就会引发大批矛盾。“就看你愿不愿意抓起来，能不能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