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政策要靠前
宋国青曾经讲过，经济的一个问题是有刹车不用，觉得车太快就跑到路上挖沟。这就是体制性的政策。用刹车本可以更加收放自如的，比如汇率、利率等等，调上调下总比较灵便。可是体制性政策就不同了，看到车速太快，用投资项目审批、土地供应、产业准入政策、环保、安全、劳动标准等等来减速，就比较麻烦。因为体制性政策马上形成一个既得利益关系，看车速快你叫他限制很好，但审批、检查一旦上手，就有各种额外的甜头。你发现车速慢了，叫他收手，侵犯了既得利益，就没有那样灵便。这几年一边在改原来行政控制过多、过乱的问题，但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寻租机会。
所以，对目前经济下行的复合性困难，我认为不是仅靠松货币就能够解决的。货币政策在应对可能的通缩方面有灵敏的作用，该出手就出手。但我们必须看到，要真正启动经济，还要把路修好、修品，至少把大沟填一填。否则，松货币冲出来的车子，上路也一定磕磕碰碰、颠簸不已的。此外，中国央行也不能像美联储那样，可以把货币发到全世界。至少靠央行松货币难以振兴美欧市场，我在沿海地带看，工厂没了订单，放款给他没有意义。国内的生产与投资，更不是仅靠货币政策就足以见效的。
讲过了，针对目前的局面，中国要争取独善其身，主动转变经济流程，从过度依赖外向，转到“外向、向内并举”。在各项应对办法中，体制政策要靠前。
首先要取消临时价格干预政策，继续推进价格改革，让相对价格发挥更大的作用。经验说明，即使治理高通胀不能靠价格管制，那会一错再错的，因为人们总会对价格控制做出反应。你不让兰州拉面涨价，他会把面条做细。这还只是数量型的反应。要是以降低质量来对物价管制作出反应，后果更严重：各项成本上涨，可是产出品的价格受干预或管制，以次充好的行为就因为经济诱因而增加。现在CPI、PPI下行，赶快取消价格管制。没有相对价格的指引，笼统讲内需、外需都是讲不准的，要让灵活的相对价格来告诉企业、告诉顾客，引导供求的调整。
第二是减税，同时要减少政府的行政支出，是否发债搞建设是另外一个问题。减税的前提是减支，不减支而减税，财政赤字不但是留给未来的包袱，还不利于政府企业共度难关。
第三扩大市场准入、增加竞争，继续推进对行政垄断部门的市场改革。中国有这么高的储蓄，为什么转为对外放债？与国内某些高回报投资领域的开放度不够有关系。这次次贷危机导致世界经济形势紧缩，也影响中国，中国更需要推进实质性的改革，把前几年中断的一些文章重新做起来。这个领域释放经济的潜力巨大。
第四是清理近几年政策性法规和条例，对产业政策、市场准入、投资、安全、环保、劳动等方面诸多法规条例，要做一个系统而清醒的评估，该坚持的继续坚持，该放松的赶快放松。现在不抓紧把捆着经济体的绳索解开，经济要调整就很困难。譬如说投资不足，是事实。但你到第一线去看，一个投资项目从发现机会到立项，再到批准，过程还是惊人地长。最近在江西新余看了一个钢铁厂，那位老总气得不行，他发现投资机会是两年多前的，但为了守规矩，不批不动，等批准下来，市场形势早就明日黄花。
第五，这几年为了防止过热，一直控制“土根”，现在有必要审时度势，反向操作扩大供地，按照三中全会的决定，在逐步缩小征地范围的同时，规范地启动集体非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以城乡建设为主轴推进经济发展。
总之，中国目前遇到的困难有其由来，要针对这个由来采取措施。从前景看，中国没有悲观的理由，因为无论如何我们国家需要投资和建设的地方还是太多。中国人还是有很多储蓄，不需要、也决不能靠印票子来搞建设。在目前这个调整的过程中，体制政策要靠前，这也是30年改革开放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经济增长不是靠玩别的花样玩上去的，主要就是靠改变体制约束，改变激励机制，鼓励人们创业和工作，人们的行为就不一样，结果就不一样。要回到这个基本的经验。我们国家的经验，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改革常常就是一个口号，非要到很不好的时候，才可能逼出现实质性的改革，过去多少年来都是这样的。希望这一次，中国的老经验对解决新困难也有所帮助。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此文为其在11月1日 “CCER中国经济观察”第15次报告会上的演讲，题目以及小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报记者余力根据录音整理，文字经作者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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