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粗放模式”可否突破

“东亚模式”无法承载之重
我们再来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有这么几个因素与生产率提高直接相关：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人均投资占有量、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

由于数据比较方便和可靠，这里我们只讨论投资。

2006年，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投资”加 “存货”）为9.41万亿元，而1978年，这一数字为0.138万亿元，增长了68.3倍（如果仅用“固定资产投资”这个统计口径，则2007年比1979年惊人地增长了274倍）；同期的“最终消费支出”分别为11.04万亿和0.224万亿元，增长了49.3倍。相比之下，消费增速比较明显地低于投资的增速，也低于GDP的增速（同期的增速为61.34倍）。

事实上，从过去30年的数据来看，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整体呈不断下降的趋势。特别是2003年以来，随着净出口的急剧增加，消费对GDP的贡献明显下降（从1980年代的65%左右，到2000年的60%左右，再到2006年的49.9%）。

如果用“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这个统计口径，则更为明显：1985年之前，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90%上下，而2000年之后，这一数据降至40%左右。

对这些数据的一个简单的解释是，不断高速增长的投资带来了强大的生产能力，国内消费无法消化如此之大的生产能力。于是，一部分生产能力寻求海外消费能力的支持，形成净出口。然后，国家用外汇储备的方式把这部分净出口“储蓄”起来，投资于海外。最后，中国从资本净输入国变成资本净输出国。

这个模式基本上是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地实现工业化的所谓“东亚模式”。我们的问题在于，中国的体量太大了，我们这个星球承载不了如此大的经济体以这个模式发展。

从长期来看，国际贸易应该是平衡的。中国无法指望不断强大的工业能力以长期世界第一的加速度增长，并没有终止地以加速度地形成越来越大的外汇储备。

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过早地成为一个资本净输出国不利于中国的整体利益——我们自己需要投资的地方多着呢——何况，作为世界上成长性最高的国家，中国是最值得投资的地方；何况，中国缺乏海外投资的经验和人才；何况，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在风雨飘摇之中。

消费为什么上不去
把眼光回到国内的消费，我们会发现，中国将长期处于一个“总供应大于总需求”的局面。当然，这个“供应”主要是指工业品的供应，而不是能源、原材料以及服务业（中国的农产品供求基本平衡）。

如果“总供应大于总需求”可以成立，符合逻辑的一个推论就是：从长期来看，中国根本不存在所谓“通货膨胀”的压力；相反地，中国将长期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

我相信，即使没有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过去几年的物价上涨也是不可能持续的，它会很快随着国际原材料价格的下跌而降下来。只是，美国发生的事情让这个下降更富戏剧性而已。如果我们能早一点意识到这一点，也许就用不着“才刚死踩刹车，忽又猛加油门”。

作为一个相对比较穷的国家，中国人的消费意愿当然非常强烈。但是，我们的内需怎么就总是上不去呢？

恐怕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供应结构的问题，服务业跟不上，比如医疗、法律服务、教育、信息服务、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航空运输）、与住房相关的服务等等，都存在较大的需求空间，而相应的供应跟不上，这人为地限制了消费；另一方面是分配的结构问题，在工资、资本和税收这三块分配中，税收和资本拿得相对比较多，工资这一块相对比较小，这限制了人们的消费能力；还有一块是人们讲得比较多的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跟不上，让人们总要存一部分钱，以备不时之需。

这些问题其实都涉及到制度的变革。

供应结构的问题跟市场化进展有关。大凡供应不充沛的领域，多是国家掌控得比较严格的领域，种种的壁垒和限制人为地制造了稀缺，并进而形成质次价高，最后造成人们持币观望。

社会保障显然也需要政府在制度上做一些更好的安排。

而分配结构问题则要更为隐蔽一些。

税收在GDP的比重越来越高，特别是最近几年，税收的增幅度远高过GDP的增幅，而工资的增幅则低于GDP的增幅，这一高一低，更加反映出分配结构的问题。

另外，在劳动力和资本的博弈中，中国的劳动力处于绝对的不利地位，这个使得最终的分配朝着有利于资本的方向发展。

过于庞大的劳动力供应以及相对稀缺的资本本身就让劳动者处于不利的地位。其次，双方谈判地位也不平等。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的那样，雇主人数较少，团结较为容易，而劳动者的结合却为法律所禁止。当然，今天中国的法律并不禁止，甚至鼓励劳动者团结起来和资方进行工资谈判。但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地方政府基于对GDP的重视，更容易支持资方，这就造成劳动者的谈判地位低下，进而影响工资的增长。

还有，中国过早地成为资本净输出国，这也人为地制造了国内资本的稀缺，使得劳动者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不利于劳动者的分配最终导致消费不旺，并进而影响经济的健康发展。

当然，相比税收惊人的增幅，资本对劳动者的优势显得不是那么重要。

现在，我们有机会来对全文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基于“东亚模式”的经济无法长期持续下去，中国未来的发展重点应落在国内消费上，而国内消费的重点又落在第三产业的突破上，这些都需要政府做出实质性的努力。政府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去上马几千亿、几万亿的项目——那在当前的情况下是一个应急的选择——而是要做好以下几个领域的事情：首先是减少管制，积极支持管制性行业向民间资本开放；其次是减税，增加企业的活力，并进而增加劳动者的工资；还有，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解决人们消费的后顾之忧；当然，还有帮助中国企业实现产业升级；还有金融改革以及汇改；最后，就是谋求最有利于劳动力供应方的国际贸易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