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1-12 18:09:18 来源:南方周末
国家处理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领导小组事故调查组，把毒奶粉事件归咎于三鹿公司和石家庄市政府没有即时“上报”，违反了“上报制度”。这引出一连串问题：
企业的产品质量出了严重问题，首先要向政府上报，还是向消费者报告？一级政府辖内的企业出了威胁生命健康的产品质量问题，为什么政府只走漫长的上报之路，而不第一时间通知正在或可能消费该产品的公民？
若按上报制度一级级上报，上报到哪一级为止？是上报到国务院，还是上报到政治局？是上报到政治局常委会，还是上报执政党的最高领导？
如果企业和地方政府无权将有害产品公布于众，那么，哪一级权力机构有权这样做，是政府部门，还同级党组？
有害产品一旦进入流通领域，就每时每刻威胁公民的生命健康，而从最基层的企业到最高权力中枢要穿越漫长的官僚机构，三鹿事件的上报路程，去年12月到今年9月，耗时十个月。这样的上报制度，如何克服低效的官僚制度、复杂的政治顾虑、巨大的经济得失，以在第一时间终结有害产品对公众的威胁？
鉴于上报制度不能回答上述问题，那么，请别把食品安全交付给它。
上报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其中没有公民的位置。取公民而代之的是含糊不清的、无穷无尽的上级，上级，上级！
在这样的上报制度中，企业主要对政府负责，而不是对消费者负责。作为行政部门的政府主要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公众负责。这样，企业行为和政府行为都行政化了。上报制度的本质，是一切首先服从于政府与上级的需要，而不是公众与消费者的需要。
行政国家的本质是无限政府，它表面上承担无限责任，实际却并非如此。在这样的行政国家中，党务与行政居先，国家的立法、司法职能，社会中的行业协会与消费者团体，往往形同虚设。毒奶粉事件中，从石家庄到国家级的立法机构，都没有作为，也没有司法机关对相关企业采取任何法律行动。我们看不到行业协会在预防毒奶中的作用，更看不到消费者协会在维护受害消费者利益方面，起了多大功效。
行政国家用对官员的行政问责来代替对企业的司法问责。但，仅靠罢官，不是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的制度。中国有很长的官员后备队伍，罢官免职往往只给排队者提供了机会，却并未改变制度。没准，书记倒了，副书记高兴，市长倒了，副市长高兴。
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转，取决于立法、司法、行政三个部门的相互制衡。在行政国家，通常却只有高高耸立的行政部门。甚至，食品、药品安全的监管机构，有可能是食品、药品不安全的受益者。灾难性事件之后，岂非更有理由增加预算、提高级别，扩大编制、集中权力？
公民在国家食品安全中没有位置，食品的安全就没有保障。只有上报制度，就没有食品安全。中国食品安全的前途，在于从只对上级负责行政国家，转向对作为选民的公民负责的现代民主国家。
（作者为北京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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