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广西贵港 2008-11-13 08:10:00 来源:南方周末
买卖之后
除了“存款多了一些，心里更踏实一些”，棉村的覃乙碓并未感觉出售土地对自己的生活有着什么影响——覃去年卖出八分地，分得四万多元，尚余三亩地。
和地皮商签合同之前，覃和家人、兄弟、父母商议了很久：这块地到底卖得卖不得？
地皮商当时开出的价格是五万多元一亩。这对覃来说是一个不小的诱惑。一亩地一年的纯收入只有大约不到1000元。覃所在的村4年前租给一个厂的四十余亩地，也是每年1000元。卖一亩地，相当于50年的收入。“谁知道50年后这块地还是不是我的？”商量很久，覃最后决定：卖。不过，他今年就后悔了。今年的地价，已经涨到十五六万元一亩，相当于150年的收入。
不过，面对“诱惑”，覃对土地依然审慎。因为拥有的地分属各处，而地皮商看中的地往往集中在路两侧，所以失去所有土地的可能性很小。不过，即便有可能全部卖掉，覃说他也不会全部卖掉，那些会全部卖掉的都是会做生意的人，而他不会。“万一粮食价格涨了怎么办？”2006年以来粮油肉蛋价格的一路上扬，让覃印象深刻。
和覃相比，登龙桥村的卢澄隆对失地的体会可能更为深刻。卢澄隆的6亩地是在10年前的一次征地中全部失去的。和覃一样，卢的地也是被征去盖房子；和覃不一样的是，覃是自己和地皮商讨价还价每亩地卖多少钱，而卢是被通知每亩地可以领到1.6万元补偿款。
卢澄隆用补偿款买了一部手扶拖拉机跑运输，生意不错，但好景不长，几年后拖拉机被禁止上路，卢只好将其以3万元贱卖到农村。“现在，这三万元也吃完了”。事实上，土地私下买卖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可能尚未完全显现，其下游产业——盖房子，支撑着很大一部分失地农民的生活来源。在登龙桥村口不远的大圩路口，每天都有一百多人骑着车，带着一把铲、一把锄、两个竹篮、一顶草帽、一条毛巾和一个饭盒，等着需要零工——多是装修、盖房子——的人来雇自己干活。因为土地买卖的持续与繁荣，这个产业链亦得以维系和勃兴。一位包工头告诉记者，他现在同时有三个工地在开工。一旦这个产业链断裂，很多人的生活或将改变。
陆志寿的看法却和卢不同。这位23岁的小伙子，是南方周末记者数次探访登龙桥村遇到的惟一一名年轻男性。陆原本在广东打工，一年收入大约两三万元，前两天刚刚“回来休假”。陆的家中尚有9分地，但不在他的人生规划之中。“干一个月，等于种地一年，还种地干什么？”
陆的一些朋友已经在广东中山安了家，他的理想是：“有可能的话，也在那边安定下来。”
向何处去
毫无疑问，在贵港的土地私下买卖，违反现行的法律法规，也有悖于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
而土地的私下买卖、建宅，虽然其总量并不太大，且局限于城区周围，但罗志康看来，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并不限于自身，而在它的示范效应：相关法律法规被视为儿戏。
这一效应在当前经济低迷的大形势下更为危险，18亿亩红线作为中央层面的政策目标，可能更加难守。国土局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已经有地方政府开会，要求国土部门“解放思想”。
在此事上，相关管理者可能亦是两难：若狠下杀手，维系法律权威，因涉及者多，或危及稳定；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众信心更旺，私下土地交易盘子更大，管理者更加骑虎难下，同时将自己推向一个不知何日爆发的火山口。
贵港市迅达房地产公司陶夏富则更关心此事对未来土地供应的影响。虽然买卖土地者并非商品房的销售对象，对当下房地产市场并无影响，但其占用的城市周边的土地将影响供应。
不过，对于关注土地的人们来说，贵港土地私下交易还有它的另一面，那就是：在当地基层组织的默许甚而支持下，农民拥有了对土地的所有处置权利。这为探究农民在此情况下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样本。
或是因为地下进行的原因，南方周末记者在这些交易中并未发现公权力的介入。地皮商们必须跟每块地的主人逐一谈判。这些农民们也数十年来第一次对自己手中的土地有了讨价还价的权利，并取得土地的全部收益。
在这些一对一的谈判中，农民更多地体现了个体的力量，而非含义模糊的“公共利益”或者“集体利益”。
（文中除李寿桐、罗志康、陆志寿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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