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个性适合做学问
人物周刊：根据我们对台湾政治的了解，政界人物多是政治世家子弟或是富商后人，您出身寒微，我们想知道，您在政坛屹立不倒的原因是什么？
江丙坤：台湾有个很好的制度，那就是文官制度，这个文官制度是来自中国的考试历史，过去是科举，后来我们的“政府”就有考试院，每年都办“高考”（即公务员考试），对我（这个穷人家的子弟）来讲， 只能走“高考”这条路。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1960年刚好国民党开始办理中山奖学金，培养青年，让他们能够到国外受教育。
我出生在台湾的南投，祖籍是漳州市的平和县。父亲从佃农开始，然后慢慢地自己买些地，那时还是日据时代，生活很苦，他想办法培养我两位哥哥能够做教员，当教员了就有现金收入。那时很少有人能念大学。我很幸运，有哥哥的支持，让我有机会可以念了一个专科学校。
又是刚好，1960年，第一期的中山奖学金有我念的地政专业（土地行政），我有机会去考试，因为小学是念日文的，所以就去考日本的大学。很幸运，考上第一期，有机会到日本去念书。
当时我半工半读，在大使馆打工。这次我到北京去的时候，跟王毅先生见了一面，我们两个人当然都会讲日语，我觉得我们在同一个地方上过班（注：现在中国驻日大使馆系接收原“中华民国”驻日使馆），那种感情，其实是很奇特的感情。
后来这个中国大使馆有很大的改变，原来是一个平房，后来盖成一个大楼，门庭森严，我去看过，但是不能进去。
我在大使馆打工，后来就变成正式的商务人员，在外馆工作了将近16年，连同念书，我在海外呆了21年。因为这种缘分，有博士学位，又有国际做事的经验，所以回来后仕途就很顺。
一般来讲，那时候对本省籍官员有特别的栽培，慢慢本省籍人士利用这种文官体系爬上来，有机会变成部会的首长。一直到2000年，我大概做了7年的“部长”， 还有4年的“次长”，一共有11年。
这里边当然有很多长官的赏识，但你自己也要有实力，所以我就讲，七分靠努力，三分靠缘分。三分，就是很多贵人帮忙，但你没有七分的努力跟智慧的话，那三分也没有用。
人物周刊：如果人生能够重来，您还会选择从政这条路吗？
江丙坤：其实我的个性比较适合做学问。这对自己和家庭来讲，可能比较好。
人物周刊：我们杂志例行的最后一个问题，您今年高龄76岁了，您的一生有没有过遗憾，您觉得幸福吗？
江丙坤：（叹气）一生劳碌，对家庭来讲是牺牲了。我儿子说，每次回家只能看到爸爸的背影。就是我在办公桌上的背影。
以前我在“政府”工作时能克服难关，让台湾经济顺利转型；而后能够负担起国民党两岸交流的平台，尽一份心意，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机会，能在这时为两岸做一点事情，我相信是值得的。
（本刊实习记者吴丽岚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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