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唤“总统”陈水扁台湾唯他敢
专访台湾“钉子”检察官李子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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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悔没抓“保外就医”的政治犯

“有官员说希望我遵照施启洋‘部长’的意思处理，我直接回答说，你告诉施启洋，我叫做李子春，‘部长’没权力交待我做什么事情。”

南方周末：更早的时候，您还办过吕秀莲的案子？

李子春：“美丽岛事件”后，很多党外人士被军法审判，其中就包括吕秀莲和余登发。不过其后政治气氛就逐步变化，在“司法部”（“法务部”前身）的运作下，两人不久就得以“保外就医”。

当时的做法，更多的是政治的考量，具体在法律上，其实有很多疑虑。保外就医的规定是，如果身体康复，就要重新回监狱服刑，但是吕秀莲已经去了哈佛大学读书，余登发则一直在参加街头演讲。监狱方面很困扰，就把两人的保外就医案交给地检署处理，正是由我负责。

当时“司法部”希望给他们假释，有官员说希望我遵照施启洋“部长”的意思处理，我直接回答说，你告诉施启洋，我叫做李子春，“部长”没权力交待我做什么事情。

高检署的最高检察长，立刻打电话给桃园地检署的检察长，让他赶快来解决我的问题。当晚，我就写报告说明，这是违法的假释，因为保外就医的人是不能假释的，请“司法部”重新处理。

桃园的检察长问我：这个案子是不是移转给别人？我说不行，这就是我的业务范围。后来检察长要将我调离岗位，我说这可以，因为我尊重自己的法律职权，我也尊重你的法律职权。

随后我就被调到了一个可有可无的职位上。

南方周末：如果继续由您处理，您会去把吕秀莲和余登发抓回来吗？

李子春：我会，因为他们显然身体很好，不存在“就医”的问题。这一点，后来我一直后悔没有坚持。

南方周末：为什么后悔？

李子春：如果把他们抓起来，余老先生或许还可以多活几年。（几个月后，余登发离奇死亡。此案至今未破，台湾普遍的观点是余登发死于政治暗杀。）

陈水扁被抓，“我心里很不舒服”

“现在我有孙子了，陈水扁也有孙子，他不能回家陪孙子，我也很难过。”

南方周末：因为您始终和当权者作对，尤其在陈水扁时期，您的职位被一再降调。

李子春：因为我一直是“钉子”，所以我大部分的检察官生涯里，职务是公诉检察官。侦查检察官调查完成后，就由公诉检察官去法庭起诉， 处理别人已经处理完毕的事情。有一度，我还被指派去做执行检察官，就是在判决后，负责把人犯羁押入牢房，或者一些民事赔偿，负责去收缴。长官喜欢把我放在 对他们危害最小的位置上。

南方周末：现在陈水扁被抓起来了，在法律的层面上，扁案还有变数吗？

李子春：只是刑多刑少的区别了。

南方周末：您长出一口气了吧？

李子春：其实，我见到每个人被抓起来的时候，心里都很不舒服。

记得自己刚当检察官，第一次押人进监狱。被我收押的犯人，也跟我差不多的年纪，入狱前我让他打电话回家，就看见他在哭。那晚下班回家，两个孩子已经睡着了。我突然想起来，这个犯人，今晚不能看到儿子睡觉了，儿子也不会看到爸爸回家。

该押的人我从不手软，在我手上，被送进监狱的人太多了。可是每次押人，我都会浮想起当年那个画面。

现在我有孙子了，陈水扁也有孙子，他不能回家陪孙子，我也很难过。

这也是激励我那么多年来坚持自己办案原则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我常常告诫自己，如果什么案子都很快处理，那么可能很多人不应该关的被关了，不应该关那么久的就关了那么久，这不仅是他自己的痛苦，更是他全家的痛苦。

感慨“人的问题”

“现在收押陈水扁，是台湾司法界向前跨出的一大步，但是这是不是代表台湾的司法独立从此就往前走。”

南方周末：您在十几年前，就和谢启大、高新武、彭绍瑾等检察官一起推动司法改革，追求司法独立。您觉得台湾司法独立的方面，有哪些得失？

李子春：在制度上，我们有长足的进步，可惜被其他因素抵消了。

南方周末：哪些因素？

李子春：主要就是政治的各种手段。

任何政治制度下，对人民威胁最大的，是掌权者犯罪。对司法威胁最大的，就是掌握权力的人。掌握权力的人，不会坐等司法把他滥权的机会都锁死，会用各种行政操作的细腻方法，让司法人屈服于人性的贪婪，趋吉避凶。

很多检察官，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往往都充满理想，但是慢慢地，他们改变了。不是说变坏了，而是慢慢向主流的方向靠拢，很大的因素就是生计的因素，别人都升官了，孩子要上学，他们就逐渐地转变。

很多人说司法改革，集中在制度的改善。但是我觉得，制度固然要变革，可是，我们的制度下，法官可以独立审判吗？可以啊。检察官可以独立调查案件吗？可以啊。但是为什么很多人不这么做呢，这里就有人的问题。

我们的改革，就是要把每个司法人培养成钉子户，培养成独立的司法人，而不是权力羽翼下的科员。

南方周末：一些评论说，扁案是台湾司法独立的里程碑。

李子春：民进党执政时，司法系统很少办民进党的案子，现在就办很多。是每一次都有人来指挥检察官，来打招呼吗？并不是这样的。现在收 押陈水扁，是台湾司法界向前跨出的一大步，但是这是不是代表台湾的司法独立从此就往前走，核心的问题，仍然是人的问题，或者说，就是要看，是掌权者更细腻 地去驯化司法人，还是司法人更独立地去限制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