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省委书记与一本书的缘分

在“平”的镜子中照出自己

与历年全党范围内的“规定动作”不同，这次是地方自发的“自选动作”。

今年53岁的汪洋将这一“自选动作”从重庆带到了“广东”。主政广东以来，汪洋一系列要求全省“解放思想”、“杀出条血路”等言论，让人印象深刻。

2008年的夏天，弗里德曼应汪洋邀请到广东参观，像一百多年前的罗素那样经历着中国矛盾而奇妙的转型。

他像其他外宾那样按“规定动作”称赞中国的经济成就，但就像罗素多年前经仔细观察中国所得出的结论一样，这个国家有更复杂的问题。这个国家在价值体系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样化，人们不再信任古老的道德，却也摆脱不了深埋于己的那种微妙的文化种子，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在外界不看好的情况下在经济发展中焕发着顽强的生命力，但这一生命力还须在别人制定规则的全球化游戏中获得证明和承认。

中国的官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中国需要在世界这面“平”的镜子中照出自己的真实形象。

这样的考验，从李鸿章这一代中国官员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埋下了种子。这始自乾隆时来中国拜访的马戛尔尼爵士带来的奇异物品和不安全感。两百多年后，马戛尔尼爵士的直系后代、英国泰晤士报驻中国的负责人、同样有着Macartney姓氏的一位女士在她位于天坛神库四合院的办公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她在中国住了十多年，但从未读懂这个复杂的国家，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这个国家的改革，首先得源自这个国家的执政党和官员的变化。

两个弗里德曼

20年前，另一个弗里德曼——米尔顿·弗里德曼——带着他的经济主张来到中国，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谈中国改革，在这之后，其中提到的产权改革和货币改革都被邓小平采纳。

那次访问将自由市场因素介绍进共产主义国家。

这足以给后来的中国官员以启示：中国不能去趟别人的河，而在自己的河中，中国人总能摸到石头，哪怕是从别人河边捡到的石头。

但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代宗师却渐渐在中国销声匿迹。两个弗里德曼的关系就好比孔子和于丹。但显然，于丹比孔子更具普及性，也更具可操作性。

托马斯·弗里德曼回国之后在《纽约时报》发表了文章，文章称，中共官员对许多问题的思考使他“吃了一惊”。这些问题包括：“如果不授权公民，使之成为监督者，并允许他们起诉当地造成污染的企业和政府，中国就不会有一个更加环保的社会；如果没有更加自由的资讯流和实验，就不会有更加知识密集型的创新社会”。

弗里德曼认为，汪洋提倡“解放思想”的讲话，提供了试验的空间，主要作用是“改变中国官场文化”，以使社会经济能发展到下一个阶段。

在本报此次的采访中，赵雷提起另一本外国人写的书，赫尔南多·德·索托的《资本的秘密》，“我一读之后发现写得太好了，那时汪洋已经去广东了，但我还是马上就推荐给了汪书记。”

该书认为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之所以蓬勃发展，不仅是因为资本、土地以及劳动力的结合，而且是因为资本与土地的产权都是清晰的，这种权利为人掌握可以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做出选择。而中国和秘鲁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却缺乏这样的制度环境。

因为跟赵雷推动的土地改革息息相关，他已经提请明年赴巴西和秘鲁考察，“最好能和赫尔南多谈一谈。”赵雷说，中国官员热衷出国考察，但现在应该通过读西方的书，带着问题去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