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11-20 10:09:04 来源:南方周末
如今公开书店里的琳琅满目，在以往的内部书店是不可想像的 王轶庶/摄“从真正内部出版、严格控制阅读范围的‘灰皮书’、‘黄皮书’，到名为内部出版实为公开出版的‘黑皮书’，我们可以体会到社会的进步，甚至某些变化让我们感觉跟不上趟。
为领导提供特殊读物
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六层，“内部书店”的牌子挂着，时不时有人询问，是卖禁书，还是内部价出售？曹静媛只能答道：这里是面向机关团体，专卖精品书。
内部书店没改名字，但已没有内部书可卖了。
曹静媛，北京新华书店内部书店经理和唯一的工作人员，并不喜欢现在这个地方—— “鲜有老同志再来光顾了。”
真正的“内部书店”是不挂牌的。两年前，在西绒线胡同甲一号院子里的老店，面积300平米，墙上有国画装饰，店内还设有一个首长接待室，里面摆着沙发、茶几。
曾经每年都带着警卫员或秘书来此转转的贵宾，包括刘华清、王震、尉健行、邓力群、吴仪……“邓小平的夫人卓琳也会带着女儿来，”曹静媛说，“领导的红旗车停在院子里，下来就进到书店，很方便。”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新华书店成立专门的内部发行小组，少量地发行一些由内部编译组编译的书籍；六十年代，正式有了两处门店：一处是位于朝阳门83号的“内部服务处”，专门面向官员；另有一处“内部发行组”，位于东单二条，主要面向机关、研究单位及学校。门店没有名字，也没有任何招牌。八十年代初，内部书店迁址西绒线胡同，距离中南海仅仅一街之隔，“我觉得是受到了中央的重视。”曹静媛说。
造访内部书店的顾客必须是省军级官员，据南方周末查证，1986年，国家出版局曾发《关于换发〈内部图书购书证〉的通知》，其中提到，“为解决中央机关领导同志购买内部发行图书的困难，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委托北京市新华书店建立了内部书店，发给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正、副部长，在京人大常委、政协常委，在京部队正军级干部和北京市委常委《内部图书购书证》。
”“灰皮书”“黄皮书”和“白皮书”
只为领导干部专备的内部书籍，出版初衷却是为了批判之用。
中央编译局原编辑郑异凡说，“这些书一度就是为‘秀才’（毛身边的写作班子）们服务的。这批人读书要争论，要讲大道理。”当时的编译局经常接到的紧急任务，就是为上级领导找某句话的出处。
内部书的封皮颜色似有考究，灰色，黄色，白色。“灰皮书”是政治类图书，主要是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修正主义”作品，由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发行；而“黄皮书”，则是文学读物，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此外，“文革”中北京的内部书出版中止，在上海，却出了一批“白皮书”，据考证是“江青又想看了”。
1960年，中苏论战爆发，中共批判苏共是“修正主义”，并成立“反修领导小组”，在中宣部内部，则设立“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办公室”。郑异凡说，毛泽东历来重视“反面教材”，始有后来的所谓的“灰皮书”、“黄皮书”。
当时的灰皮书主要由人民出版社组织人员编译，中央编译局也承担一部分任务。《读书》前主编沈昌文是借调“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办公室”的成员，郑异凡当时则在中央编译局共运史资料室工作，他们由此相识。
一些被打倒的右派，因为翻译的需要，被重新启用。沈昌文笑称，当时有个说法叫“废物利用”，其中包括李慎之，当时他是新华社“右派改造队的队长”，还有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
郑异凡和同事首先编辑了《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其实都是马恩列斯毛批评过的对象”，最终得以编译出版的作品，仅是目录中的一小部分，以托洛茨基、考茨基、伯恩斯坦和布哈林四人的作品为主。
另外，中联部、总参谋部三部和原中共中央调查部，也参与编写“灰皮书”。主要批判对象是“现修”——他们对计划经济和无产阶级专政提出不同看法，比如赫鲁晓夫、南斯拉夫的前领导人。“灰皮书”按照“反动”程度，分为甲乙丙三等，其不同于原著的地方在于，译者往往会在前言或者后记中对其加以批判，每个章节还会有按语，文中“最反动”的语句，还以黑体标识。
比如，出版于1976年3月的《布哈林言论》“前言”介绍说，“布哈林是钻进联共（布）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译者还把对布哈林的批判与批刘少奇、林彪联系起来。“‘按语’是一张通行证，它客观上使得一些书得以出版。”郑异凡说，“现在看，这些书有些观点并没什么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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