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的书，“内部”的店

”谁进了内部书店？

内部书发行极为严格，有些甚至还有编号。“哪本书流出去，马上能查到是谁的。”郑异凡说。只有购书证或者介绍信在手，才得以跨入新华书店内部书店。

“那时候是要在门口一个字一个字地核对介绍信内容的。”曹静媛说。

但实际的情况是，查证也不总是那么严格，许多青年想方设法进入了内部书店，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高干子弟。

这其中包括郭世英，时任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的儿子。他与同学组织成立了“X小组”，办《X》杂志。小组成员周国平、张鹤慈后来都曾撰文回忆，他们曾借郭沫若的购书证进入内部书店。“文革”爆发迫使灰皮书的出版完全中断，而一个意外的效果是，从被打倒的高干家中，被关闭或者砸烂的图书馆中，内部书在青年间流散开来，被认为促成了一代人的觉醒。

1974年，在豫西山区的一家化工厂工作的朱学勤，为了买到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冒着犯严重政治错误的风险，托了两层关系，曲折搞到一张河南省委宣传部的“省军级”介绍信，在他的家乡上海福州路新华书店二层的一个“内部的内部”书店里，花一年的工资300元钱，买了四大摞内部书。

彼时在公开的新华书店，人们能看的书已经所剩无几了：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称为 “红宝书”)和马恩列斯毛著作、鲁迅小说，文革写作班子批判性质的书，还包括范文澜的《中国通史》——这本难得一见的历史著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是由毛泽东指定编写的。全民陷入了无书可读的境地。

第一次进入内部书店，“智慧上有翻山越岭的感觉”，朱学勤这样描述他第一次到内部书店的心情，“外面的书可以把人读成傻子，读成智障，你说差别大不大？”“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文革时地下读书的社会风气是盛行的，大家都有求知欲；二是我当时从得到介绍信到买书都是一路畅通，是由于有社会的善意的支持和理解，这也说明了当时看重读书的社会风俗。”

在许多人的回忆文章里，那些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内部书店工作人员，都很“善解人意”。

从内部走向开放

“文革”结束后，“灰皮书”渐渐成为历史。不过，“内部出版”方式延续下来。有关部门还曾于1984年对内部图书发行作出规定，要求明确读者对象和供应范围，只能由新华书店或出版社发行部门出售，不得在公开媒体上宣传，不得在门市部书架、书橱上公开陈列，等等。

中央党校叶笃初教授说，当时他们手中一些内部的图书和资料，不允许卖废纸，只能交给专门的部门统一回收。

1979年，《读书》杂志创刊号，发表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的文章《读书无禁区》，文章认为，“禁书”作为一项政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

就在一年前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邓小平多次提及要冲破理论禁区，不要“把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拉向后退”。

托洛茨基、布哈林等，无论“老修”和“现修”，开始跃上公开出版图书的纸面。仍以“内部出版”形式面世的书，其按语的批判色彩也逐渐淡化。

时隔十几年后，所谓“内部出版”已渐成纸上的约束而已。

2004年，人民出版社以“东方出版社”之名出版“现代稀见史料书系”，全套书用全黑封皮装帧，因而被称作“黑皮书”。8本回忆录的作者，均是早已作古被定性为“汉奸”、“叛党”的“反动人物”，包括中共早期领导人陈公博、张国焘、王明等。

这套书系名为“内部发行，仅供研究”，却在公开的书市中引起巨大反响。《出版说明》写道，上世纪80年代初，这套书“有控制范围地供有关领导和党史工作者参考”，如今“报经有关部门同意，……内部出版，限量发行”。

传播学者闵大洪专门撰文描述自己买到“现代稀见史料书系”的惊喜：“从真正内部出版、严格控制阅读范围的‘灰皮书’、‘黄皮书’，到这套名为内部出版实为公开出版的‘黑皮书’，我们可以体会到社会的进步，甚至某些变化让我们感觉跟不上趟。”

而现在，越来越多“内部出版”的图书，一般读者已经能在一些学术书店购买到。中央编译出版社仍在出版一些供高级干部参考的书籍，同样能在学术书店购得。“内外”差别越来越小，内部书店也逐渐开放。曹静媛说，直到九十年代初，内部书完全不再出版，内部书店也就再也不查证了。

没有内部书的内部书店只剩虚名，但总有一些老人习惯来此翻书买书。记者采访时，一位老者在翻看书籍，工作人员认出是之前经常来买书的原某军区司令员，激动地说：“看见您我可真高兴啊！”

“有的老同志生病住院，出院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内部书店逛逛，问问最近有没有什么新书，”曹静媛说，环保部副部长潘岳偶尔会陪他的父亲（原铁道兵司令部副参谋长兼总工程师潘田，2002年12月去世）逛书店。“因为小时候一直都来这里，他看到熟悉的书店工作人员，还会聊一聊。”回忆至此，曹静媛眼圈泛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