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小品+广告＝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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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把她往死了逼

其实，在我内心，一直住着个淘气、浪漫的小男孩，只不过他以前没有机会跳出来。我现在年纪已经很大了，现实生活中已经没机会了，在电影里再不“浪”一把，以后没机会了。

两年前，我去北海道玩了四天，觉得那么一个风景美丽的地方，应该可以写个爱情故事。当时陪我们的朋友就叫邬桑，我们在那里看到许多大大小小的房子，我一路上问他，他也胡乱解释，我当时就想，可以拍教堂忏悔那个细节。

《非诚勿扰》结尾的舒淇跳海，是我不得已为之，不然观众会觉得，她那么爱方中信，怎么就跟着葛优跑一段，扭脸就跟葛优好上了。我就只能把她往死了逼，死一回，才能重新来。

这个结局不是我事先想好的，写着写着就到那儿了，否则观众不会有真正的触动，后来发现，得让陪同的邬桑走，不能让他跟葛优舒淇到底，写到这儿，我动了感情。“钱对我来说不是问题，我就是缺朋友，原来最好的几个，现在都各奔东西了，有的时候真的会特别孤独。”写到这儿的时候，我真的鼻子酸了半天。我觉得这段话要在邬桑那儿出来，他开着车回家，在漫长路程上，唱起了关于人到中年的歌谣。

这个场景是我从顾晓阳的小说《洛杉矶蜂鸟》那里借来的，他那个小说结尾是，刘小刘在洛杉矶开着车，一边唱一边就忍不住泪流满面。

《非诚勿扰》现在的结尾是舒淇往下一跳，电影就完了。现在的结尾看上去有点牵强，但我觉得也算合情合理。生活中持之以恒为情自杀的人有，但是好多人是自杀过一回，被救以后会觉得自个儿有点傻，为某个人不值得用这样决绝的行为。

我拍的是贺岁片，必须让观众痛快，最理想的结尾是，他们在北海道分手，完了又过了一年，两人再次遇见，在游轮上重逢，两人激起爱情火花。但现在的电影都是两个小时，就不能再长了。

后来我对葛优说再去北海道拍一次，葛优说不坐飞机。我想既然是一部浪漫的电影，结束在海上比较好。而且我不可能让他们都穿冬天的大棉袄。那个游轮又赞助了很多钱，无论如何得把游轮给拍下来。

别惦记得奖的事了

《非诚勿扰》是我继《一声叹息》和《手机》以后第三次涉足婚外恋题材。

《一声叹息》原来的结尾，张国立既没跟老婆在一块儿，也没有跟情人，他的结局是两边骗。过年那场，张国立最后跟媳妇儿说是到情人那边去了，跟情人说回家了，实际上是谁都没跟，自己走了。这个结尾电影局不同意，我就改成电影后来的结尾了。

写《手机》的刘震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希望让葛优演的严守一要陷入到这样一种状态：提到女人，惊恐万分。他把自己藏起来了。这两部电影除了娱乐性，还有某种批判性。到了《非诚勿扰》，彻底没有了。

我一开始上来就跟葛优他们都说了，现在的电影太复杂，人生活得特别累，大家想看一些挺简单的电影。另外，电影再复杂，也复杂不过我们的日常生活，观众坐在电影院说，哥们儿，我比你深刻，你别再跟我深刻了，我要放松。

我这部电影的目标拍得特别明确，这就是一部为贺岁档定制的电影，夹在其他电影中间的甜品。

其实拍电影最怕市场和艺术都想要，最后两头都不靠。我跟舒淇说，这个电影你就甭惦记什么得奖这事儿了，什么咱也不会去送。

原来葛优不认识舒淇，舒淇也不认识葛优，要拍戏了，怎么能够变得熟络起来。舒淇第一次来北京试妆，葛优破天荒地跟我去机场接舒淇。

舒淇下飞机，把车门拉开，看见葛优在车上，就笑起来了。他们很自然就熟了，我也很感谢葛优，为了这个戏用心良苦。舒淇第一天拍戏的时候，演那个空姐站在机舱门口，客人上飞机，葛优就一直在监视器旁边看着舒淇，一边看，一边点头，“行行，眼睛里稳得住神”。

葛优演戏挺在乎对手，老跟我说给他找个好演员对戏。他以前拍很多戏，看着对方的眼睛，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洗澡那场裸戏，是舒淇自己演的。那场戏不危险，她底下都穿着裤子的，但到水里就变形了，好像觉得是全裸，其实不是。舒淇过去拍了一些三级片，她爸妈可能也跟着被别人戳了不少脊梁骨。

拍这场戏她问我，你觉得这有必要吗？我说梁笑笑在跳海之前洗个澡，对这个电影有多大作用？就是她要干净地走，如果没这场戏，直接写信自杀，有点突兀，洗澡就算是一个告别人间的仪式吧。我拍这个片子特别不较劲，说舒淇你觉得不舒服，咱可以不拍。舒淇说了句：“你要是想拍就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