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万亿美元外储是否命悬一线？
余永定：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地位非常悲惨。虽然拥有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正如美国前财长萨默斯所说，中美之间是一种“不对称”的依赖关系。
据我所知，当两房（房利美和房地美）要倒闭的时候，中国持有至少3600亿美元的两房债券，差点一下就没了。幸好保尔森出手，美国政府接管两房，让我们这些钱暂时还在这儿。但保尔森马上就要走了，美国会不会反悔？
以前我们还算算，外汇储备有多少收益，现在能挣什么钱呢？现在美国国债的价格是在上升，所以如果以前买的，现在算起来好像在挣钱，但如果再买的话，收益则是零。
现在最大的危险是伯南克在撒钞票——无限供应钞票。美联储已经许诺，如果需要美联储会购买美国国债，这就等于是印钞票。如果货币的供应太多，那这个货币就不值钱了。美国已经发了大量货币，而且2009年还会继续大量发。
中国的外汇储备要保值只能寄希望于两种可能。一是美国经济继续衰退，对货币的需求继续还是很大，美元才暂时能保住价值。否则，一旦美国经济好转，通货膨胀马上就来了，那我们的外汇资产就要大幅缩水。另一种可能是，美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已经发出的大量货币回笼，在美元大规模贬值前抽回去，外汇储备价值才能保住。
实际上，我觉得这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已命悬一线，很不安全。而且似乎还看不到任何解套的办法。
易纲：过去3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20%，如果把美元折成人民币，那中国就亏本了。不过亏本的前提是，央行得用现在这个价钱去卖美元。但现在央行没有卖，所以是账面亏损。
但如果看美元的购买力的话，夏天的时候147美元买一桶油，现在37美元买一桶油，那现在的美元比夏天时值钱多了。
美元购买力的损失基本上等于美国的CPI。这几年美国的CPI相对比较低。美元对人民币过去3年贬值20%，美国有没有觉得他们一下子就亏了20%呢？美国3亿老百姓没这么觉得。
另外，我们比较过不同的储备方式，最主要的就是美元、石油和黄金。可以看到，如果选择另外两种的话将更为悲惨。
周其仁：中国在汇率改革上做出了很多努力，但中国现在的机制还是一个固定汇率的架构，其中关键一点是政府负有将所有市场上的超额外汇都买走的责任。
外汇储备派生出两个枝节问题：第一是，政府靠什么来买？就是发行基础货币。你有多少外汇，我就出多少货币。人民币相当于以美元为锚。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印制钞票来买外汇，而且是无限责任。健康的流程应该倒过来，确定货币供应量，再根据这个购买力来确定能买多少外汇。
第二，买外汇资产，买对算谁的？买错算谁的？责任链条现在是脱节的。美元资产的损失，没有责任追究机制。这其实是过去的软预算约束上升到了更高的部门，央行买、财政部结算、全国人民报账。
正是由于这个基础性的问题，放大了经济中的许多问题，也给货币政策带来很大压力，使整个经济都为此付出代价，甚至不得不动用宏观调控等非常手段。
易纲：中国是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过去10年尤其是过去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财富增长率、人民的福祉、通货膨胀、贸易顺差等几乎所有指标，除了环境，都是提高得最快的5年。这5年也是中国崛起速度、国际地位提高最快的5年。“悲惨的2万亿”也就是发生在这5年，从2000多亿美元增加到2万亿美元。
我觉得，中国不能什么都要。
第二，除了高增长外，可以这么说，综观全世界，这次危机打击相对比较轻的是中国。中国能比较好地抵御这次危机，比如人民币没有发生大的波动，和这2万亿美元是有关的，我们也要看到汇率相对稳定的所得，除了滤掉噪音之外，我们要知道中国凭什么让全世界对人民币抱有稳定的信心！
补外国消费者，还是补中国消费者？
姚枝仲 （中国社科院世经所研究员）：外部需求变化主要由外部收入变化和外部价格变化两方面引起。通过对中国1992-2006年的数据研究，我们发现外部价格每下降1%，出口就上升0.46%，外部收入每下降1%，出口就下降4.7%。
也就是说，当外部国家人民收入下降时，中国出口将显著受影响。但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降低导致出口上升的可能性非常小，这是因为中国产品在海外市场上面对的是“自己人”的竞争，而不是与其他国家产品的竞争。
这也意味着，出口退税政策中的一半以上实际上补贴给了外国消费者。而即使通过种种补贴降低价格，对出口的拉动作用也非常有限。不如将原定用于出口退税的资金用于政府支出或者对居民进行转移支付，对国内收入和GDP有更为明显的促进作用。
卢锋（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消费通常比较稳定，中国消费比重过低的经济结构导致宏观经济面临外生冲击时波动更为剧烈。
我国消费占总需求比重多年持续下降，近年只有50%左右。尤其居民消费仅为36%，可能属于世界最低之列。
这是因为，过去数年，中国居民收入比重和消费倾向“双下降”，而企业和政府收入比重及其储蓄双双增长。
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两个领域改革滞后有关。一是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型改革相对滞后：税收超常增长，民生性支出比重增长相对滞后，具有提升储蓄率作用。二是近年垄断改革乏力，一些宏观调控措施加大准入限制，导致国有企业垄断利润超常增长和储蓄率过高。数据显示，近年国有企业利润七成左右来自“石油天然气”和“电力热力”等四个行政垄断和准入限制较多部门。
张斌（中国社科院世经所研究员）：中国经济非常独特。从供给角度看，工业占GDP的比重不仅大大高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也高于当初美日韩等重工业发展阶段。而服务业在GDP中比重非常低，只有41%，世界平均水平是59%，发达国家超过70%。
低估的汇率、投资办厂的优惠……由于激励机制与政策扭曲，我国经济资源过度流入资本密集度高的工业部门，收入分配朝着有利于资本但不利于劳动的方向倾斜，利润比工资增加更快，消费在GDP中的比重就会下降。
如果经济结构得不到尽快改善，那么内需将会持续不足，对外依存度还会提高，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之间的距离会越来越远，中国的经济增长最终会丧失根本的动力源泉。
如果能推进政府部门相关激励机制和政策的改革——比如放松服务业部门的市场准入，由市场来调节资源在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分配，那么此次经济下滑会为下一轮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如果政策重点是一味地保护GDP增长，不能有效地解决结构性失衡，中国经济即便在2009年有些恢复，新一轮发展也难见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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