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言——互联网盗火者

互联网如何保证翻译质量

商业化的浪潮使得很多出版社为了追求利益，却忽视了对翻译的重视。翻译的稿费普遍比较低，像三联、商务，据传都是每千字50-60块。难免地，翻译质量也随之下降。

“互联网翻译者大多不是专业从事翻译的，而是凭着热忱，以分享和学习为动力参与翻译活动的。”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没有了商业利益的考量，却使得他们的用心更加的单一。而且，网络还有一个便利之处：有一个更好的交流平台，可以对译文包括译者进行质量评估。

“在产品上，译言会强化‘眉批’等功能，用于给译文‘找碴’，帮助译文提升质量；在内容推送上，译言也会考虑融入质量因素，而不仅仅是内容本身。”赵嘉敏说。这种机制让译者的工作更有互动性，也能更有效地提高译者的翻译水平。

译言上，有一个著名的译者Lawrence，这是一个受人敬仰而又令人敬畏的翻译高手，被称为“坏翻译终结者”。他写文章批评“开源”的翻译不够专业，反对有人把译言当作翻译草稿本，认为应该屏蔽那些翻译能力不强的人。至今，Lawrence在译言上的译文只有19篇，评论却有261则。

2007年，Lawrence曾将他参加上海译文出版社一场译文比赛的译作《水库蛙》贴了出来，结果，专业的、不专业的人都跑出来炮轰这篇译文，成为了译言上评论数量最多的文章。“意译味道过浓”、“背景置入不够”、“有些句子不通”等批评成为评论的焦点，Lawrence也只能跟各种批评意见做辩解和修正译文。赵嘉敏第一次发现，原来英文水平超优秀的Lawrence也有误读原文的时候，“大众的力量还是厉害啊。”

“老一辈翻译家对翻译精炼地提出了‘信达雅’的要求，这也成为所有译言人的标准。”张雷说，“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在追随他们的脚步吧。”在《卫报》翻译小组上，张雷对译者的一个要求是：每千字译文“硬伤”数不超过1个。

平台的价值大于个人

经济利益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即使是一个看上去充满理想主义的项目，仅有热情是不够的。2007年1月，译言的3个创始人第一次讨论译言的命运，当时对网站的设想是：一、可能成为一个媒体。二、可能以后走咨询的道路，网罗一批专业人士。三、就是更远地看，做一个知识库。“所以译言是一开始就明确要走商业化道路的。”赵嘉敏说。

协作翻译大部头的著作是其中的一种尝试。最初是从《创业者圣经》开始，而后，在张雷获得《Inside Facebook》作者卡罗·白朗的授权后，20位译者参与了翻译协作。通过与中国书籍出版社的合作，出现了国内第一本由互联网社区引入、翻译并最终正式出版的书。

但是，这种方式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品牌营销，而不是盈利。到目前为此，唯一被证明可行之有效的商业收入是承接一些高端翻译项目，同时给译者酬劳。

赵嘉敏介绍，现在译言的开销每个月超过6万，还没有什么稳定的收入。“眼下生存阶段要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网站本身并不赚钱，我们希望可以在版权方和销售方两头都挣到钱。”

至于版权问题，“尊重原作者的版权，同时希望最大程度地给读者带来优秀内容。这两个目的可以并存。”这是译言网站上关于版权问题的说明。一般的操作是，有版权的文章和CC没有授权改动或衍生的，翻译之前需要征得原作者同意。在翻译前，一般会给原作者发个Email。有时原作者会回信授权翻译，有的时候则泥牛入海，但好在被拒绝的情况还没有过。“如果有原作者事后不同意我们进行翻译，我们会把译作从网站摘掉。”

对译者的激励机制也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据张雷介绍，“在译言商业化的诉求中，一定会与参与奉献的译者分享商业利益。很多译者已经通过图书翻译项目、译作被其他媒体选用等方式获得经济回报。另外，还有类似获得《卫报》数字档案访问权限等回馈。”

而对于译者来说，这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董云峰就承认，“我们的译者不能说没有功利上的考虑，例如通过译言来展示自己。”现在小有名气的他也常有媒体主动找上门，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给出版社和报刊做翻译兼职”，加上临近毕业，有更多的事情需要忙碌，现在的他对译言的关注就相对少了。

不过，大多数人还是抱着交流与分享的精神义务工作。维基百科的创始人之一吉米·威尔士就曾把维基空间比作是一个“怪人联盟”，因为在此之前，让几十万人倾力合作，共同创造一个规模惊人的在线百科全书的想法会被看做是痴人说梦，但维基百科却做到了这一点——2007年12月，在创立近7年之际，英文版维基百科一跃成为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知识总汇，超过了600年前中国明朝编纂的《永乐大典》。而这些海量的内容，是由免费干活的700万名注册用户和无数未注册的“维基人”共同完成的。

从这个层面上看，可以不用担心“盗火者”们的工作的断层，知识共享的工作总会有人接续的。这正如知名的互联网评论人士keso所说的，“长期看，译言无需担心个别译者逐渐失去热情，总会有更多有热情的人加入进来。这就是平台的好处，平台的价值大于任何个别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