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日子就要来了”
1月11日凌晨，等着回家的人在雨棚里一堆一堆地躺着、坐着，当晚的最低气温只有3摄氏度。身体尽可能地缩成一团，头发有些凌乱的母亲下意识地搂紧了怀里的婴孩，盖着被子的人裹得再紧一些，仍禁不住打了个冷颤。后半夜雨棚里说话、咳嗽、打牌、嗑瓜子的声音、小孩的哭闹声时断时续，广播里不时传来进入候车室的通知。
没有人能睡得着，不断有人起身，吆喝着，拖着行李走向检票口。
刘先光把钱装在随身口袋里，在广州做生意快十年了，他从来不敢放松警惕。
今年48岁的曾繁金也在水泥地上打着地铺，薄薄的棉被已经旧得看不出原有的颜色。即使在火车站露宿，他也要像平时那样喝上2斤左右的高粱酒。“反正我没什么好给人家偷的”，他翻出钱包，里面只有三块六毛钱，身后的红白蓝胶袋里放着方便面、矿泉水还有用塑料饮料瓶装着的高粱酒。曾繁金原在从化打工，老板结算给他一年的工资总共有一万七千多，他已全部寄回家。
这是他到广东打工的第27个年头。家中的奶奶已经96岁高龄，小外孙刚2岁，一家五代同堂。“去年冷怕了，今年就带了棉被来，水和干粮都带得多了”，除此外，今年曾繁金没有再给家人带任何东西，因为“去年给老人带的补品，给小孩带的礼物全部挤丢了”。
为了供儿子读大学，他在工地里挑最危险的活干，“我们没技术、没文化，只能干苦力活”，四年前，广州琶洲国际会展中心刚动工时，曾繁金就在那里做建筑工人，“哪个地方能赚钞票就去哪里”，城市里崛起再多高楼大厦，对他而言，都不过是多了些赚钱的机会。
“过了这个春节，我也不打算回来了”，曾繁金盘算着去年家乡发生了汶川大地震，“国家投入那么多钱去搞建设，应该有很多活干”，所以他打算春节过后就留在四川，和家人好好在一起。
“谁不想家呢？”他啜了一口高粱酒，眼泪就来了，“我只要再在火车站睡上两天，就能吃到自家做的腊肉，好日子就要来了”。
“刚熟悉几天，一开年又要走啦”
去年春节雪灾未能回家的孙巧英，5天前订到了回洛阳的站票。同行的还有同在增城一家工厂打工的8个姐妹。
在广场候车棚里找了个避开过道的地方，几个女人站成一圈，把行李堆在中央，开始聊天打发时间。孙巧英给读初中的女儿买了一大堆衣服，装在一个塑料袋里，“去年买了不能回家，加上今年买的一起带回去”。
丁小苗是九个人中年纪最小的，她身材瘦小单薄，梳着长长的马尾辫，在老家的孩子已两岁了。“（离开孩子）没办法，还是挣钱重要，毕竟现在是经济社会。”丁小苗说“经济社会”这几个字的时候有些迟疑，也许不知道自己的表达是否正确。“现在回家儿子还认识你吗？”有人问丁小苗。“不认识了，没事儿，四五天又熟了。”“可刚熟悉几天，一开年又要走啦。”孙巧英深有感触地插了一句。
“人家说孩子经常和爸妈分开又亲密的话，将来长大了会有心理阴影，好像叫‘分别创伤’。俺不懂，是不是回家不要跟孩子太亲近反而好点？”丁小苗说完停下了，眼圈已经红了。她给儿子买了一些玩具和零食回家，还特地带了自己在工厂做的牛仔裤，“让他看看他妈妈在广州做的牛仔裤”。
孙巧英和丁小苗都打算过年后就回到原来的工厂上班。金融危机之下，工作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好找了。被称为“中国牛仔之乡”的增城市新塘镇，分布着成千上万的中小型牛仔服装厂。2008年下半年，由于订单大量减少，越来越多的服装厂开始倒闭，类似她们这样原来每天工作10－12小时的制衣女工变得“没活可干”。
孙巧英觉得幸运的是，自己打工的工厂虽然效益不如从前，但过完年还可以返工，这是她供儿子读书的主要经济来源。
在火车站买票等车的几天，从贵州六盘水出来的吴老汉仍不忘“找工作”，他操着不熟练的普通话跟身边遇到的每个人都说，“我留个电话，你知道哪里要人干活就告诉我，我能叫好多人出来。”他带着儿子、侄子、儿媳妇、侄媳妇10个人出来打工已经一年了，只有他能讲普通话。
夜幕降临，火车站里的人潮还在汹涌而入。怀揣着各样的遭际，他们等待着回家之路。待到春暖花开的时候，他们或又将背井离乡而返流城市，周而复始，年年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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