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代”？“小个性”？——检索2008年度虚构类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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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图书（虚构类）提名

邓一光《我是我的神》

吴玄《陌生人》

李兰妮《旷野无人》

慕容雪村《原谅我 红尘颠倒》

作家张炜在阅读和评论2008年虚构文学时，谈到他的感受和标准：“对文学原创力的寻找需要时间，需要距离和高度，一般讲更难做到。有时候我们对作家创作的‘小个性’，局部的，细微末节的，很敏感也很容易认识，津津乐道。但我们对于‘大个性’，比如说写作者与一个时期精神流向的对应关系，与这个时期艺术趣味的对应关系，却视而不见或不够注意。一个时期的文化趣味、精神倾向性，是有自己的总的流向的，有自己的脚步，自己的节奏，自己的色泽。每个时代都有自己最时髦的东西。看一个作家的创造力，就要看是否顺从了这种时髦，要看其艺术追求和精神指向，是不是完全顺从了这个时代的流向。如果是完全合拍，或顶多是快一点慢一点，反正大家推动的东西我们也在推动，这就大可怀疑有没有原创力了。”

2008年，实力派作家们基本没有长篇问世，只是坐享着他们昔日文学成就的余荫。

贾平凹、韩少功、张承志、王安忆、史铁生再次成为各家出版社重复包装的目标，他们的文集以及自选集以各种形式的装帧出版行销。余华的《兄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转到作家出版社，第二次以一版30000册发行。同时再版的还有《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

在批评家陈晓明看来，2008年的虚构文学是承当了时代的配角。在中国新世纪的短暂历史中，2008年可能是最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发生的诸多大事件，足以让人们情绪激昂，感慨万端。但中国文学却默默地退居一隅，充当了时代的配角。这本来是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代的文学必然扮演的角色，但2008年的中国文学确实是波澜不惊，似乎太过平常，不像前几年，每年都有几位重头作家拿出潜心写作多年的作品。

王朔不是在胡闹

2008年1月，王朔出版他的新作《和我们的女儿谈话》。

与此前《我的千岁寒》出版掀起的媒体狂潮不同，《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出版相对低调。

和王朔在2007年的高调复出激起的媒体喧哗和追捧的盛极景象相比，2008年的王朔是秋水微澜，《和我们女儿的谈话》出版之后的沉寂如同王朔的一次自语。

《推拿》毕飞宇

在从文学隐退数年中，王朔积攒了丰富的文学素材，包括各种成型的文学篇章。

在高调宣布复出之后，一部接着一部，《我的千岁寒》、《致女儿书》、《新狂人日记》、《和我们的女儿谈话》，然而仔细看这几部书，要不是各种体裁文字的合集（《我的千岁寒》），要不是未完成品（《致女儿书》、《新狂人日记》）。能完整代表王朔隐居岁月的长篇杰作一直未能出现。

《和我们的女儿谈话》也是，在全书结束的第262页，写着“第一部分完”。

批评家、北大教授张颐武说：“王朔似乎对于直接面对自己的全部人生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和难言的恐惧。他总是尝试回到这个主题上，要试图讲述自己的故事，但又总是草草收场，难乎为继。这说明王朔自己有太多难以名状的东西，有太多不可思议的境遇。他要和自己正面遭遇既是他不得不面对的事件，又是他期望逃离的事件。他总是试图一举成功，给予自己一个鲜明的形象，但却总是事与愿违，他的自我仍然难以清晰地呈现。这种‘认识你自己’的困扰其实就是他的写作的最大的危机。”

王朔似乎对自己也并不乐观，他说：“每回我以为自由了，其实还在枷锁里。”

陈晓明认为：“摆脱了故事的王朔就像没有对手的拳击手，他现在只需要和自己的影子搏斗。但谁说王朔不可能是在开创汉语文学叙事的一个新的向度呢？不管怎么说，我宁可相信王朔不是在胡闹，而是在做激进的探索。”

2008年，严歌苓的《小姨多鹤》似乎为作者博得了众多赞誉。

《小姨多鹤》严歌苓著

日本战败投降，十六岁的少女多鹤在死难多艰的逃亡中，依靠机智和生的本能渴望逃过了死亡，被胡子装进麻袋论斤卖给了东北某小火车站站长的二儿子张俭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张俭的老婆朱小环因日本鬼子的惊吓而不能生育。国仇家恨的大背景下，日本少女多鹤的介入，使得张家的关系变得暧昧而怪异。

演员姜文在这部书的推荐语中写道：“书在我这儿分好看不好看。《小姨多鹤》就是本好看的书。书中无处不见鲜活的细节，独到的人物刻画，丰富的视觉画面。由此可见作者对于生活的留意，对于他人经历的同情，以及对于我们民族经验的思考。”

李敬泽的评论是：“《小姨多鹤》是孤绝的、罪感的故事，读者变成胆战心惊的同谋。跨国、跨文化、跨战争与革命，这三个男女的命运证明人的相残，更艰难而雄辩地证明人的相亲。严歌苓在险而窄的刀锋上丰满、壮阔，但她缺乏耐心——这小说的结尾草率了。”“严歌苓的《小姨多鹤》超越了一般的抗战题材，而具有对战争的全面控诉。”陈晓明说，他甚至把它看作是2008年最好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