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按“法理”出牌的高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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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穿法袍就和群众保持距离了。”
■“可能按照法条，张三赢、李四输没错，但是你下判了以后，结果双方都起来上访，都起来闹，那么你说这个案子办对了吗？”
■“我们有的法官很羡慕西方法官只需要坐堂、听诉、静思的状态，对自己还要把大量时间用于田间地头和接待上访感到不理解。而我认为这恰恰是一名中国法官的尊荣。”

赴最高法院上访数由全国前三退居第八，在网上公开判决书，推行马锡五审判模式——近日来，河南高院引来法律界和媒体注目，有认同，也有质疑。法院内部，有法官称之为“张院长新政”。

2008年1月，张立勇走马上任。这个半辈子从事党政工作、当过市长和市委书记的共产党人，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一名法官。按照中国的惯例，高级法院院长自动成为二级大法官。

“我没有条条框框。”张立勇自己这样说道。但他不认为自己是外行人，据其介绍，他在中纪委工作期间通过了“全国律师函授中心”的考试，“还是比较难的，不亚于司法考试。”他还拥有法律硕士学位。

也有他的下属称，他们的院长学哲学出身是一种优势。以人类最基础的学科为背景，他似乎可以更自由地掌控一切。

历史似有意赋予张立勇特别的使命。2008年，恰逢中国司法改革开始转向。在他看来，这一年，全国上下，法院最主要的工作，实际上是“从根本上解决理念的问题”，也就是，抛弃西方崇拜，重倡社会主义法制理念。

上任不久，张立勇就发表了自己的“十二条解放思想”——众多“解放思想”的官员政要中，一个法院院长的出现显得有点突出。不管你对他的改革如何评价，他的确是一位有政治抱负的官员。

“所谓人民法院就是要走人民路线，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这是张立勇的核心理念。甫一上任，他就开始大张旗鼓，频频出牌。

延安“寻根”

2008年5月中旬，所有的中级法院院长和高院中层以上干部，在他的带领下，去了中共的革命圣地延安，参观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旧址，还温习了七十多年前的《法官誓词》。

这趟老区之行被张立勇称为“寻根之旅”。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那里，他“找到了我们党法律审判工作的根”。

回来后，他重彰七十多年前的“马锡五审判模式”并迅速在全省推广。马锡五是中共延安时期的高等法院院长，以其命名的审判模式，一般采取巡回审理、田间开庭等便利诉讼程序，法官以调解为主，司法干部与群众共同断案。

这种简捷易行的审判模式曾一度风行。但后来有研究者认为，在此模式下，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群众都和法院一样有效地解决纠纷，不需要任何专业化的知识，也不需要正当的法律程序，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现代法治在中国的建立。

张立勇不这么认为。他觉得，此种模式的精髓在于深入群众和依靠群众办案——这集中体现了他倡导的司法大众化思路，也符合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理念。他说，近几年中国在借鉴西方司法模式过程中，盲目接轨，“逼迫我们党多少年形成的，基于传统文化、我们土壤中生长出来的东西慢慢淡化，质疑，最后否定”。

“一定要像西方法官那样戴着头套、穿着法袍、在高堂上一槌才是好的么？”张立勇建议法官改穿制服，“你要穿法袍就和群众保持距离了。”

“放下法槌、脱下法袍”，这一年，河南的法官们纷纷在“深入群众”。高院法官说，他们从“居中裁判者”转变成“法律服务者”，变得很“家常”。

在商丘，张立勇专门旁听了在小树林中进行的一场庭审。

“我感觉非常的实在，”他回忆起自己当村支书时，完全民间的办案方式：一铺大炕，一个小桌子，当事人两边坐，“你说你说，大家说，最后签协议。现在只不过把这个放大了，法官坐中间，两边是当事人。”

此后，商丘被树立为巡回审判的典范。

除了大力发扬类似马锡五审判方式这类党创造的优良传统外，他还提出，“对古代封建的审判模式中好的做法，比如断案要考虑天理、国法、人情的有机统一等，我们要借鉴。”

延安之行也是为了“统一思想”。实际上，张立勇隐隐感觉到，许多人对此基本持否定态度，比如批评这种模式背离现代审判理念，违反程序正义。

“我们有的法官很羡慕西方法官只需要坐堂、听诉、静思的状态，对自己还要把大量时间用于田间地头和接待上访感到不理解。而我认为这恰恰是一名中国法官的尊荣。”他说。

目标：无赴京上访

法官们未必全都认同张院长的“尊荣观”，但司法改革目标从未像现在这么明确和现实：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保持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这一点，大家却有共识。

“可能按照法条，张三赢、李四输没错，但是下判以后，双方都起来上访，都起来闹，你说你这个案子办对了吗？”张立勇反问。

在中国，上访尤其是群体事件，最糟糕的“社会效果”莫过于此。作为上访大省的高院院长，张立勇如履薄冰。

2008年，河南省法院进行了5场集中大接访——这在全国力度最大，也有人质疑。比如，接访解决方式是否背离正常的法律程序，法院是否过多为接访所累。

他坦言，“原来在立案庭就是几个法官在那里接待上访申诉群众。我现在是把整个立案庭这个门打开了，扩展了一下。”立案庭副庭长刘明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该庭的主要精力都在信访。

史无前例的接访规模收到了成效。上月，张立勇向省人大所作的法院工作报告中，称该省赴最高法院信访量在全国的排名退居第八——最高法院副院长专门给他发来短信道贺。而此前，该省信访量长期高居全国前三名，他的前任难以用数据来证实自己的努力。

而对于张立勇而言，要保持这样的成绩，再发动大接访很难实现。从审判的角度，张立勇更加明确地支持调解手段的使用——这同样是土生土长、源于革命年代的司法产物。实际上，他所提倡的马锡五审判模式，就是以调解为特色。

这种“重调解、轻判决”的倾向，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长期存在；到了1990年代的审判改革之后，庭审才逐渐成为主流；而此轮司法改革，似乎又有重归的趋势。

高院民庭法官关波以调解见长，她坦言，过去对法官的要求是办铁案，而现在当事人的态度和社会群体对法官的判决有一定的影响，此外，调解可以获得个案“案结事了”，也有可能导致不良后果：“我们有时候也感觉，政府与法院的沟通，仅仅是为了和谐，有时候可能助长上访人无理要价。”

实际上，民事调解、行政协调和刑事和解，一直在争议中进行。以刑事和解为特色的“兰考模式”，就曾被河南本地媒体质疑可能“以钱买刑”。高院刑三庭庭长程慎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刑事和解此前一直处于探索阶段，不过，去年由省高院牵头，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联合出台了《关于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快速办理机制的意见》予以规范。

而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官司，往往对抗性更强。行政案件协调的结果是，一些地方的案件撤诉率很高。比如鄢陵县，2008年的10件民告官案件中，只有2件选择判决，此外，还有24件直接调解未予立案。有人担心，这可能使得公民对“民告官”的设计本意丧失信心。

这是一个矛盾的选择——如果选用审判方式，除了法律规定（比如拆迁条例）往往更有利于政府外，公民与公权力机关的力量差异，以及更多复杂的因素，使得民告官胜算不大。高院行政庭副庭长刘天华说，协调可以保护公民的权利，比如拆迁案件中不致令公民失去立身之本。

但对于调解，最大的争议是，这种“和稀泥”式的解决，会否让之前种种建立正常司法程序的努力毁于一旦？

在许昌市鄢陵县，县法院院长时颖称，2008年全县2900多件案件的调解率为85.1％，该县已经连续五年无赴京上访，其中，6个法庭有2个法庭实现100％的调解率，也就是等于零审判。

不同地方对调解的态度有所区别。张立勇直接表示：“我们是在最高法院的基础上，提出态度要鲜明，就是要以调为主，因为最高法院在这个问题上不是很鲜明，当调则调，当判则判。”

他已经将2009年定为河南法院的“调解年”。此外，河南法院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开展“争创无赴京上访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