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宴会到宴会的经济眼
1979年，中国的大门已经打开了。这时候，美国的商人成群结队涌了进来。不过，他们发现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他们喝不了太多的茅台酒。这不是开玩笑。1979年2月19日，在《如何和中国人做生意》的报道中，社交问题被当成重大注意事项提了出来。“中国人会邀请美国客人参加最少一次宴会，这些宴会上他们会提出很多次关于‘友谊’的祝酒，每一次祝酒都伴随着干杯。礼仪要求祝酒的人和代表团团长必须真的干杯。”这篇稿子是美国人投资中国的指南，从如何申请进入中国开始。“除开众多的混乱，”文章对在中国投资的总体评价：“一些规则已经显现出来：耐心、友好，最重要的是，做好准备：对于一个在其他地方需要6个月的谈判，在中国，多预估两个月。”那个时候，许多的交易在谈，宾馆、铁矿、飞机、采油，包括可口可乐。乐观的估计是，1985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将达到60亿美元。可是有人很怀疑，“北京对进口消费产品没有兴趣，那些可乐最终的消费者会是外国游客。”
1984年里根访华的时候，《时代》周刊饶有兴趣地对中国经济表示乐观。4月30日的《资本主义在形成》，记载了一个当时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有一天，邓小平带着孙子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让他叫“伯爷爷”，小孙子拒绝了。邓说：“你为什么不给他个苹果呢？”小孙子拿过毛递给他的苹果咬了一大口，甜甜地叫道：“多谢你，伯爷爷。”
邓小平说道：“你看，这就是激励能够做到的。”
那年，深圳建造了第一个高尔夫球场。湖南湘江国营农场里的200户人家，126户买了电视，112户买了录音机。“在城市，在乡村，来自西方的许多生活方式正在改变中国的面貌。在北京，女性会花20元美金作美容手术，使眼睛变大，或者做双眼皮，或者垫高鼻子。男人们想都不想，就花5 美金戴上一个蛤蟆镜。……并不奇怪，这股新的财富潮流正在创造中国版本的丰裕社会。”结论：在毛过世之后8年，邓已经把只要足够刺激，就能让人民生产更多的革命性观念植入中国。12月3日，《时代》周刊报道了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的价格双轨制，以及其所产生的后坐力。记者略微提到了这个政策所导致的抢购潮，同时用大量笔墨描写了经济市场化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包括1949年以来第一个外国人被任命担任国营工厂顾问，以及政企分开的新举措。
1997年，《时代》周刊几乎没有关注中国的经济。不过，2月20日有一个小稿子《生意如常》，说的是香港、北京和台北的股市在邓小平逝世的第二天全面上扬，也许，这是对邓的“最大致敬”。
2003年，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1月6日，题为《中国股市的新警察》的报道，讲了一个重庆的退休工人、职业股民的故事。1999年，他在《人民日报》鼓励人们投资股市的时候，投入了他一生的储蓄4万美金，现在蒸发了60%。从前，中国股民都在期待政府托市，现在政府却要股民自己承担。尚福林彷徨在加强市场监管和放松民企入市的矛盾之中。到了12月22日，入世对美国的副作用显示出来。《贸易的拔河》从地球两边的竞争者开始讲起。一边，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两年间失去了3万7千个纺织工作岗位，美国纺织公司的CEO正在发愁他就是下一个；另一边，金华内衣公司的杨荣（音）却担心他的订单太多了赶不过来。美国人对中国有诸多指控，包括倾销、劳工利益等等，但得益的不仅仅是中国公司。回应美国的指控，中国取消了一项出口退税，结果引发了摩托罗拉的不满。“当多数国家在贸易中干并不合法的勾当的时候，中国并不特别喜欢贸易欺骗。……中国更加对国外投资和进口开放……很少有国家像它这样冒如此之高的风险拥抱全球化。”
2008年，中国的事情太多，《时代》周刊出现了900多篇关于中国的报道。到了下半年，关于中国金融与美国金融危机之间的联系，尤其是中国将如何参与救世、如何帮助美国渡过难关的报道众多。最典型的标题是10月13日的《中国的现金能够拯救世界的银行吗？》。有意思的是，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之时，8月10日，《时代》周刊又报道了两场宴会，这一次没有茅台酒。一场发生在紫禁城里的建福宫花园，由香港恒隆地产董事长陈启宗操办，嘉宾有吴仪、基辛格和老布什；另外一场由地产商潘石屹、张欣夫妇主办，嘉宾有百度的李彦宏、原MTV中国总裁李亦菲，还有默多克和邓文迪夫妇。这两场宴会当然和1979年的土气宴会大为不同。“关键的并不是这些宴会仅仅潮流舒服，国际化装饰。他们这些人，在创造这些。”这篇报道的题目叫《北京的晚宴与革命》。
世界进入中国与中国进入世界的文化
1979年，样板戏刚刚结束的时代，小泽征尔带着波士顿交响乐团到了中国。“如果说波士顿交响乐团8天的中国旅程在上海顺利展开的话，那么它在征服北京中结束。”4月2日的报道《关于翅膀和剪刀》中这样写道。这场演出的观众，包括了邓小平、外交部长黄华、副总理方毅和宋庆龄。但这次的演出有些为难了小泽，因为他是和中国爱乐乐团合作。他这样评价中国的钢琴家刘诗昆和中国同行：“他们演奏得太快，并且乐章的结束持续不够长。也许这和他们的语言有关系，因为他们使用方块字而不是连续的句子。”那年，另外一个事件在北京掀起了飓风：皮尔·卡丹带着他的整套设计和模特队来到中国。最起码《时代》周刊的记者是这么认为的。这篇题为《巴黎时尚来到北京》的报道这样形容当时的北京时尚：“这个国家清瘦、整洁的女性们不擦香水，不戴首饰，不抹指甲油，也不画她们如杏的眼睛。一般而言，她们穿着几乎一样的白衬衣，没有形状的蓝裤子和男人一样的拖鞋在街上行走。”而皮尔·卡丹的衣服呢，“有开衩至大腿的衣服，透视装，以及露肩的上衣。”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实现了零的突破。从这时起，《时代》周刊已经开始担心两国之间的体育实力的竞争。8月20日，《飞跃、优雅的慢速》，说的就是美国跳水队对中国队实力的恐惧和应对。“从1980年开始，中国就开始派出强大，甚至可能是世界最好的跳水队参加国际比赛了。”尽管女子跳板最后中国队仅获得第4、第5名，但是中国队的两个小将已经吓了美国人一身汗。那时的跳水传奇，男子冠军洛加尼斯已经快要走到尽头了，中国的谭良德紧随其后。在女子10米跳台上，中国终于让美国人噩梦成真：周继红击败了美国对手，取得了中国的第一块跳水金牌。美国人说，“她跳下去的时候，几乎没有惊动水面。”
2003年，中国兴奋的事情太多，入世，奥运，世博。这时，有一个美国人正悄悄在北京赚钱，用的是中国人的方式：他收集了一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物”，装饰之后高价卖给中国人。这个当年41岁的纽约人劳伦斯·勃拉姆，在北京开着一家名叫新红资俱乐部的酒吧，和一家“新红资客栈”。他还拥有江青当年的红旗牌坐驾。《变现毛怀旧》里，讲的是他的发财故事，和文化大革命在中国人生活中的投影：新红资俱乐部里，堆放着许多当年北京高级官员使用过的物品，电视里放着《东方红》和《红色娘子军》。勃拉姆说：“我想做的是重建当时的情绪，一个1950年代理想主义建设新中国的纯真年代。我想抓住实质：当时人们如何生活，领袖们如何做决定。”记者发现，红卫兵是他的主角，那不是50年代的纯真，而是60年代的癫狂。
2003年，姚明进入NBA已经一年。他在上海东方大鲨鱼篮球队的位置空下来了，不过当时已经被填上。填补他的空缺的，是一个NBA来的人，25岁的丹尼尔·雷蒙德·麦克林托克。丹尼尔从北亚利桑那州大学篮球队出身，在丹佛掘金队短暂效力，打了6场球就被抛弃了。《那个成为“姚明”的人》，叙述的就是丹尼尔在姚明曾经的位置上，而两个人如此翻天覆地地掉了个个的故事。姚明已经成为NBA的天皇巨星，丹尼尔的生活却带着姚明的阴影。他倒很坦白：“他们（大鲨鱼）只是在找一个好的球员来帮忙，而不是替代姚明——那是我穿不进的鞋子。”在那场和香港飞龙队的对抗中，丹尼尔打了上半场，得了25分。“大鲨鱼赢了，122：108。在那个时刻，姚明不过是个记忆。”
30年过去之后，小泽征尔已经去世。当年的高层观众，都已然逝去。虽然刘诗昆依然演出，但是已经没有太多人了解他。现在是郎朗的时代。2008年11月6日《伯恩斯坦在北京：中国的古典音乐爆炸》描述了一个为西方古典音乐而疯狂的中国。从紫禁城的普契尼，北京音乐厅的狄多与埃涅阿斯，王府井教堂的亨德尔的《弥赛亚》，到保利剧院的瓦格纳的《唐豪瑟》。“中国有5000万孩子在学乐器。2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音乐之国。”今天，在中国，世界最顶尖的乐团都在预约时间表演，而余隆（北京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北京国际音乐节创办人）这样的人，正在把最好的音乐带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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